从个案看婚约财产纠纷的处理

原告周某与被告肖某（女）经人介绍相识，于２００５年农历３月２２日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并于当日立写订婚书一份。同日，按习俗被告家收取原告礼金１８８００元，回礼２０００元，实收１６８００元。后原告周某与被告肖某产生矛盾，被告肖小林与他人又举行了订婚仪式。原告诉至法院。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周某与被告肖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被告肖某又与他人订婚，现原告周某要求被告肖某返还礼金１６８００元，被告肖某依法应酌情予以返还。据此，依法判决被告肖某返还原告周某彩礼１５０００元。

    法官点评：

    这种婚约财产的案件０７年以来在笔者所在的基层法庭就发生数十起，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注意的几点作如下归纳整理：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今后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所做出的一致意思表示，即婚姻预约。在一些地方又称为订婚或订媒。订立婚约的习俗在现实生活中十分盛行，由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攀比现象的影响，因订立婚约而送的财物（彩礼）的价值越来越高，数量和品种也越来越多，现金数额亦越来越大。因解除婚约所产生的财产纠纷与过去相比有逐年上升增多的现象。

    （一）婚约、订约与解约

    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也叫订婚，一旦举行仪式，男女双方的婚约行为即受当地群众认可，至少在感情上产生一定婚约意识的约束，但婚约毕竟不是婚姻，在我国不产生婚姻法律约束力。一方要求解除婚约，可径行通知对方，无须经得对方同意，更无须走诉讼或调解的程序。随着婚约的解除，相应产生婚约期间财物的返还，甚或损失的赔偿。

    （二）婚约财产的处理

    在我国，婚约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婚约产生的财产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１、法律规定：a、《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b、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８条之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c、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的行为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离婚为条件。”

    ２、财物范围及处理

    婚约财物纠纷的处理，既有法律规定，更须明确财物的范围。笔者认为，在按照当地习俗订立婚约之前，双方所产生的财物往来无论数额之大小，均属礼尚往来之行为，属互赠行为，无须返还。订约时直至以后的彩物往来，则应区别给付之性质，区别处理。第三人的赠与均系迫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并非个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一旦婚约解除，第三人赠与的实质条件即不复存在，原赠与归于无效，均应返还。婚约双方互赠之财物，大多数国家法律认为双方互赠之财物为不当得利，赠与方可以请求返还。

    ３、婚约财产案件诉讼主体的确定

    目前，起诉至法院的婚约财物纠纷案件诉讼主体比较混乱，有的以谁赠与谁为原告，有的是以婚约双方，对此，应予统一。笔者认为，婚约财物的给付是按照当地风俗而为的一种行为，无论是双方父母，亦或媒人的参与，均为一种形式，是一种婚约财物赠与的中间人，是代理一方的行为。是基于婚约双方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行为，即为表见代理行为，表见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系婚约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包括婚约双方亲属以该方所为的赠与行为，对方亲属以婚约名义所接受的行为。据此，婚约财物纠纷案件应以婚约双方为当事人。

    （三）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证据的采信

    司法实践中，婚约财物的给付一般有四种证据予以证明，即当事人陈述（含被告自认）、媒人证言、订婚单及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其中，媒人证言是最常见、当事人利用最普遍的一种证据。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媒人往往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有着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就其证言应区别情况处理。只要媒人能自愿出庭作证，该证言不利一方不能提出足以推翻的证据，且该证言符合地方习俗，即应认定为有效证据。此种观点亦符合优势证据原则，因为，双方的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形中，各自负有对自己所述事实举证的责任，一旦媒人出庭作出符合法定条件的证言，该证言有利一方即处于证据优势地位，其主张应得到支持。其他几种证据比较直观明了，在此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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