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的时代，法律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变化，其主要趋势是“引礼入律”、“礼律结合”。

一、汉代文帝、景帝废除肉刑

　　二、汉律的儒家化

　　汉武帝时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面接受儒家伦理意识形态的改造，开启了“德主刑辅”的治国之道。

　　1、上请

　　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即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其后，宣帝、平帝相继规定上请制度，几百石以上官吏、公候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优待。东汉时“上请”适用面越来越宽，遂成为官贵的一项普遍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

　　2、恤刑（对身份特殊的罪犯的宽待处理）

　　统治者以“为政以仁”相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的妇女、老师、侏儒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予不戴刑具的优待。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

　　3、亲亲得相首匿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汉宣帝时期确立的。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的，可上请皇帝宽贷。

　　4、《春秋》决狱（由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根据犯罪动机来定罪）

　　“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其特点是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审理案件，而不仅仅依据汉律。

　　春秋决狱的内容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专以主观动机“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

　　5、秋冬行刑

　　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制度。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