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研究

未成年人越来越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其故意或过失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对未成年人侵权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在民事责任能力上的欠缺，未成年人侵权后，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标准，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的相关立法却不尽科学，稍显滞后，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歧义，有待于完善。

　　一、归责原则选择的标准

　　（一）归责原则选择的意义

　　所谓“归责”（Imputation），既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criterion　of　liablity），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是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为确定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则。[1]

　　王利明教授认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实际上是归责的规则，它是确定行为人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彻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法规范起着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一定的归责原则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的侵权立法政策，同时又集中表现了侵权法的规范功能。[2]

　　王利明认为我国应采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作为两项基本的归责原则，而以公平原则为补充，以绝对的无过错原则为例外的多元归责体系。[3]不同的归责原则在责任构成要件及责任后果上均存在差别，因此，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会实现不同的价值，具体表现在：

　　首先，过错的证明责任不同。无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及绝对的无过错责任适用于法律规定情况，无需举证证明加害人有错，过错责任则必须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因此，无过错责任通常考虑到受害人的举证困难，体现了特殊类型案件对受害人的保护。

　　其次，赔偿范围及标准不同。在过错责任中，原则上适用完全赔偿原则，但在无过错责任中，可能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制，例如国际货物航空及海运均有此限制。而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均有赔偿限额规定，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等。就赔偿标准而言，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不考虑双方过失，不进行过失相抵，公平责任是酌情赔偿，无过错责任可进行过失相抵，但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通常相抵程度不及过错责任，而过错责任则完全以双方过错确定责任大小。过错责任可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而无过错责任，即使无过错也不能免责，除非出现法定事由。[4]

　　总之，不同的归责原则，体现了立法者不同的理念及价值选择，也达到了不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侵权行为法理论与实践必须首先应予关注的问题。

　　（二）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的选择标准

　　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的确定是立法者基于我国国情及法制理念所作的选择。正确的归责原则的确定，不但应保护未成年利益，有利于其成长，而且要切实保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归责原则的选择应遵循如下原则：

　　1、特殊、优先保护原则。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第1款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保护，即“未成年人优先”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对未成年人的权利，对未成年人的生存、发展和保护，国家和社会都要予以高度重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把未成年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

　　2、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有利于其成长。

　　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包括两个方面：身体的发展(结构形态与生理机能)和心理的发展(认识能力和心理特性、知识技能和思想品德)。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中，在生理、心理上与成年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要遵循这些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制约着我们的司法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总则中规定了遵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应遵循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原则，在司法保护一章中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并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3、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5]

　　教育和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两个主旋律，相互结合，相辅相成，不能只讲保护，忽视教育，也不能忽视保护，只讲教育。未成年人身心正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容易接受新事物，是受教育的最佳阶段。必须通过教育才能使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并且通过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可以使未成年人的身心得到发展，促使其完善。但是教育不等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不能取代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因此，在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同时，还需要全社会给予未成年人保护。在选择保护手段时，要同时考虑教育的因素，在实现保护的同时促进教育而不能忽视甚至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要把保护措施和教育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保护于教育之中，在保护中加强教育，切实贯彻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应予以兼顾。

　　4、兼顾被侵权人利益。

　　合法权益受保护是法的题中之意，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私权神圣，指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了的充分保护，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利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侵害妨害之与不得限制剥夺之。所有私权皆平等地受到民法的保护，神圣而不可侵犯。当任何私权遭受侵害时，应平等受到保护，不能仅顾及到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而对此有所忽视。

　　二、国外相关理论及规定

　　对于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做了相关规定，学说观点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未成年人责任：

　　1、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顾名思义，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作为侵权法的一般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得到了许多国家立法的肯定。在德国法里,凡有意志之人均对自己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正如耶林所说“不是损害而是过错造成了责任”[6]。关于过错责任原则，各国分歧不大，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采取主观过错主义还是客观过错主义上。在传统民法理论上，主观过错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主观过错主义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过错是指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的外在行为，是行为人的意志状态和违法行为的统一。要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就必须以行为人具备一定的能够预见行为结果的最低限的智能和判断能力为前提。这种能够预见行为结果的最低限的智能和判断能力即为民事责任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主观过错主义由于过度关注行为人的内心状态而被认为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利，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主观主义出现了客观化的趋向。客观过错主义认为责任是基于客观的不当行为，而与过错无关。法国民事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民事责任不再依据其辨别能力，而是依据法官在特定案例中所创造的判例法。

　　由此可见，无论是主观过错主义还是客观过错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探求未成年人从事侵权行为时的过错的心理状态，只是认定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已。

　　2、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即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7]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又对受害人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害的归责原则。它与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被誉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侵权行为法的三大基本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主要在英美法系通行，在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也被采用，通常是作为弥补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不足而存在的，一般也有一定的范围。[8]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因其无民事责任能力，当无民事责任的产生，此时若监护人已尽必要之注意义务，按照德国法，监护人责任也无从发生，这时受害人便得不到赔偿。故此,《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受害人如不能由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取得其损害赔偿，依据情况特别是当事人间关系，依公平原则要求作某种赔偿时，在赔偿不妨碍加害人保持与自己地位相当的生计并履行法律上的抚养义务所需资金限度内，加害人仍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以衡平事由当事人间利益。我国台湾“民法”第187条第3项也有类似规定：“如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声请，得斟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有学者认为此规定是无过错责任，但王泽鉴认为是公平责任。[9]

　　然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却越发为人们所诟病。首先，“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本身就具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受法律文化、社会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该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更多地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由于对公平责任原则的理解本身就存在着偏差与分歧，致使公平责任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进一步导致了公平责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滥用，使这一原则越发背离了它维护公平正义的初衷。其次，就个人不当行为的责任而言，公平责任原则所考虑的不再是当事人的行为，也不是特定的事故原因，而是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如加害人特别富有，而受害人又特别贫困，公平责任原则则可能例外的要求对损失予以赔偿，如此一来，极有可能导致过错责任原则功能之丧失，也不利于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公平责任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制。

　 （三）监护人责任：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

　　监护人责任，涉及到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问题。法国原采责任能力否定主义，即法律不规定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直接规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责任能力肯定主义，即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责任能力，对于行为时有辨别能力而造成的损害，应首先自行承担责任，而有监护过错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如监护人无过错，监护人则不承担责任；对于行为时无辨别能力的被监护人致他人损害的，监护人也只承担过错责任。德国及日本民法均采责任能力肯定主义。但在采用责任能力肯定主义及监护人过错主义国家，法院认定监护人无过错非常严格。在日本司法实践中，一百多年来尚无认定监护人无过错判例。而且根据社会保障法，不能获得赔偿的人能获得一定补偿。因此，对监护人采过错主义及无过错主义，就赔偿结果而言，并无多大差别。[10]

　　三、我国法律规定及其检讨

　　（一）我国立法对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的具体规定

　　关于未成年人侵权的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在我国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的，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第十四条规定：“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确定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为：

　　1、未成年人：无过错责任。未成年人是否有财产，以实施侵权行为时还是以诉讼时为标准？我国民法异于他国普遍立法而规定未成年人因有无财产而责任有不同，其立法目的系出于强调行为人无论有无识别能力，均应就自己行为负责，而在无赔偿能力即无财产时，为保护无过错受害方的利益，由行为人的监护人负责。故未成年人实施侵害行为时，虽无财产，但于诉讼时，有财产的，仍应由其对自己行为负第一位的责任，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可见，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是无过错责任。

　　2、监护人：无过错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监护人之责任为过失责任、无过失责任还是公平责任呢？单从第一项第一、二句的关系看，第一句直使监护人承担责任，第二句允其证明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责任，似为过失推定责任。但分析第二句，“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非“免除”责任。“免除”与“减轻”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减轻”仍以承担部分责任为前提。故通过第二句，可以得出，无论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都应承担或多或少的责任。所以该条非过失责任，因在过失责任或过失推定，只要未被证明有过错或经证明没有过错，就无须承担责任。而在该条，是否有过错，非为是否承责之标准，而系责任轻重之情节。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指行为人对由自己的特殊物品或行为而产生的危险，造成他人权益受到损害，不问有无过失，非有法定免责事由，行为人均应承担责任。责任人有无过错，对责任的承担没有影响，但受害人有过错的可实行过失相抵；而在该条，监护人有过错者，应承担全部责任，即使无过错的，法官可以视案件的实际情况自由裁量监护人的责任，因此，该条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至于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法院出于公平的考虑，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令加害人予以适当赔偿的原则。加害人的行为本无可非难性，但法院认为如不令其赔偿，则有背公平，乃于个案中考查实情，实现正义。该条规定并非基于公平，而是基于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系规定了监护人的责任[11]，因此，并非公平责任。

　　3、教育机构：过错责任。教育机构在其未尽职责的范围内,为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教育机构只要尽到教育、管理、保护义务，对未成年人侵权没有过错，则无需承担责任，这会促使教育机构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教育保护好未成年人，减少未成年人侵权行为发生。但是，教育机构疏于职守，只是发生未成年人侵权事件，则难免其责，以维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教育机构承担过错责任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发展，同时平衡了被侵权人利益，是适当的。[12]

　　四、对上述规定的反思：未成年人侵权应采用的归责原则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之所以众说纷纭，其原因是因为对未成年人责任能力的规定不同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责任能力并不是指其行为能否成立不法行为或者责任行为的能力，而是一种归属能力，确定一个人是否得对其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13]至于是否应让未成年人侵权行为归责，实质也是立法者政策性选择的结果。透过纷繁复杂的制度设计，我们似乎能够发现归责原则问题实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采用何种归责原则，实质是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我国应采用何种归责原则，需要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有价值的规定，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遵循上述原则。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法律规定除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符合我国国情及上述原则外，未成年人责任及监护人归责原则存在如下弊端：即使未成年人或者监护人没有过错仍需承担责任，在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欠缺情形下，要求其监护人承担具有责任能力成年人更重的责任，这不但有失公平，更违背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是值得检讨的。

　　笔者认为，适用过错原则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也充分兼顾了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选择应遵循的原则，是恰当的。过错责任原则表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只有在过错情况下才承担责任，未成年人一方没有过错的，即使给对方造成损失，也无需承担责任。这样，给未成年人传输了这样的信息，自己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而不需对没有错误的行为也承担责任。这会促使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对未成年人成长是有利的。同时，通过对未成年年人及其监护人责任的规定，充分保护了被侵权人利益，公平正义得以实现。

　　同时，监护责任作为一种转承责任，是责任人对行为人行为负责。表面上看，就是为他人的侵权行为负责，实际上，转承责任并不违背“为自己行为之责任”规则。转承责任中，责任主体之所以要为行为主体行为后果负责，归根结底在于责任主体未能对行为主体履行某种正确监督、管教等义务，对损害发生存在过错。因此，监护人应当承担责任。

　　但是，考虑到监护人的特殊身份，对其责任应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因为，首先，鉴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特殊关系，受害人举证证明监护人有过错极为困难；其次，行为人常常没有赔偿能力。在其不能举证证明监护人过错情况下，而未成年人又无力赔偿，则无辜的受害人极有可能自己负担损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监护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对有效地填补受害人损失，是十分必要的。[14]

　　当然，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未成年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由于未成人的行为能力欠缺，其主观方面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因而难以认定其过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思路加以解决，未成年人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行为能力欠缺可以通过其监护人加以完善，通过其监护人，未成年人具备了成年人的行为能力。同样，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民法意义的过错虽难以把握，但其此方面能力的欠缺同样可以通过其监护人加以完善。正如其因此能够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一样，其同样具备了侵权责任能力。只是对成年人过错的判断，要结合其监护人过错综合认定。只要被侵权人举证证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则应认定其有过错，应由其或其监护人承担责任。当然，如果未成年人一方举证证明被侵权人有过错或自己没有过错，则可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五、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原则制度的建议

　　就如何改进我国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制度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明确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原则

　　片面考虑未成年人侵权的客观行为，而不考虑其行为时的识别能力以及是否存在过错，由此来确定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这一做法已经受到诸多非议。因此，应秉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采主观过错主义，明确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要的归责原则。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承担应该基于它的两个责任主体(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各自义务的违反,他们只在自己义务违反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故未成年人在有认识能力的前提下，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有免责理由，可以免责；另外监护人只有在违反对被监护人的照管义务时才能承担责任(可由监护人举证其已尽照管义务)。[15]当然，监护人责任应采用过错推定责任。法律未规定的情形,损失应该由受损害人自己承担。

　　（二）特殊情况下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即便主观上不具有过错，如受害人不能从他处获得赔偿，应当考虑到毕竟是未成年人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当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经济状况较好、受害人的经济相对窘迫时，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一概不予赔偿，则明显有失公平。此时，可按公平责任责令行为人及其监护人予以适当补偿，以维护毫无过错但却无辜遭受侵害的被害人利益，以实现公平，减少矛盾。如此处理，方能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理念。

　　（三）针对不同的归责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针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同诉辩主张，要根据该类案件的特点，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原告以未成年人为单独被告起诉要求赔偿的，原告应负有举证证明其提出的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存在以及二者有因果关系，并证明未成年有财产。

　　原告以监护人为被告请求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告无需对未成年人有无财产及监护人有过错进行举证，只需证明损害的发生；如果监护人主张原告不应立监护人为被告的，监护人应负有对实施侵权的未成年人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进行举证。监护人如欲减轻或免除责责，则必须证明受害人自己有过错或者自己对损害发生没有过错。

　　监护人主张未成年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或不存在过错的，监护人须以未成年人的名义进行举证，不能以监护人名义举证，也不能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举证。对监护人主张其已履行监护人职责的，监护人应对已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事实进行举证。

　　原告受害人要求行为人及其监护人承担公平责任，则由原告就其损害与行为人行为有因果关系及被告的财产状况负有举证责任。

　　总之，未成年人归责原则的确立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综合工程，既需要我们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竭力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也不能以牺牲受害人利益为代价。这样确立的归责原则，才是科学公正的。

　　注释　

[1]、杨立新著：《侵权法论（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版第111页。

[2]、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16页。

[3]、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08页。

[4]、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10—212页。

[5] 、上述三原则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条文。 [6]、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56、283页。

[6]、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56、283页。

[7]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8]、刘漤著：《中外侵权行为法之比较——兼论中国侵权行为法的体例设计》，载《广东法学》2001年第6期第1页。

[9] 、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10] 、张新宝著：《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307页。

[11] 、张新宝著：《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09页。

[12] 、张新宝著：《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319页。

[13]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第267页。

[14]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87页。

[15]、陈洁：《未成年人侵权的责任承担制度：以主体为中心的研究》，载《求索》2007年第5期。 来源：中国法院网 安徽宿松频道、作者：董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