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
发布日期：2014-11-11 作者：陈玉峰律师
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及暴烈程度是中国警方需要治愈的顽症及痼疾。如何解决这个令文明社会蒙羞的问题，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也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整体上看，这些技术性的修改属于细枝末叶上的小修小补，对于整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依然是于事无补。 刑讯之事，最容易发生在警方控制犯罪嫌疑人之时。如果当嫌疑人被羁押于看守所之后，警方再进行讯问，也必须是在看守所。这样，对于嫌疑人受到刑讯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为此，修正案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只是，在警方控制了嫌疑人的24小时之内的时间里，嫌疑人的权利如何保障呢？虽然，修正案又规定了警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于此相矛盾的规定也赫然在列：“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如此夹生饭，你让嫌疑人吃还是不吃？
再者，看守所里嫌疑人的权利依然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从“躲猫猫”、“喝凉水致残”、“噩梦死”、“纸币开锁”、“精神病发作”再到连续见诸媒体的“喝开水致死”、“发狂死”，以及“洗脸死”，每一集都不雷同，但绝对巧合……看守所里故事多啊！虽然不雷同，精彩，但是这是我等不愿意见到的故事。牢头狱霸，监管人员纵容等都会导致嫌疑人受到非人道的待遇。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解决之法：赋予嫌疑人的沉默权，律师帮助权、讯问时的全程录音录像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必要的，也是文明社会里嫌疑人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但是，从根本上讲，要彻底解决我国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还有这样几个问题要解决，否则，上述的建议都仅仅是在某个局部有效而已：
必需认识到，强制措施的运用是对嫌疑人权利的侵犯！因此，警方在侦查程序中，对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应该以任意性侦查为主，强制侦查为辅。而一旦要进行强制侦查，运用强制措施，必需引入司法令状主义。拘留与逮捕之权不能由控诉职能机构行使。这样的自我授权是毫无意义的。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个很难的问题，全世界法治良善之国无不如此。岂中国一定要例外耶？
改“取保候审”为“保释”。两者在外观上相似，然在精神实质大相径庭。前者为警方对嫌疑人所采用的强制措施之一种，后者为嫌疑人享受之权利。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实乃风马牛。在我国，嫌疑人被拘留、羁押乃是常态，能被取保候审实是例外。相反，规定保释制度的国家，审前羁押实乃例外，保释乃是常态。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只有嫌疑人在被警方控制之后，立即申请保释予以释放，那么，看守所里的“躲猫猫”“噩梦死”“喝水死”等等，就不会再次反复上演了。
而上述制度的改进，需要彻底的转变理念：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不是惩罚犯罪，也不是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而是人权保障！同时，要确立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地位。消除嫌疑人是警方侦查时的工具、对象等做法与规定。
当然，上述想法要真正在古老的专制帝国建立起来，尚需时日。但是，这需要大家的努力鼓吹！
近日在阅读日本学者松尾浩也的《日本刑事诉讼法》一书，看到侦查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受到的保障与尊重，常常让人浩叹与感慨。故有上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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