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如何做好协商型辩护

2016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的通知，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8个城市启动。
什么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做了权威介绍，进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现行法律里规定的“坦白从宽”这项刑事政策的一种具体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一个做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在办理程序上适当从简，在实体处理上适当从宽。
经过半年多来的试行，试点地区的公检法部门逐步总结了一些试点工作成绩，广州地区正在酝酿制定统一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细则。在刑事辩护实务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下也孕育出一种协商型辩护形态。 经过今年上半年参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辩护，笔者对协商型辩护也有一些经验和体会，将其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原则，四个步骤”，分享如下：
一个中心：忠诚于当事人的利益
忠诚于当事人的利益，是刑事辩护存在的基石。任何类型的辩护，如果不建立在忠诚于当事人利益基础之上，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协商型辩护，与对抗型辩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样的，都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同的是两者采用的手段，后者是通过对抗控方的指控，也就是否认指控，争取无罪或者轻判；前者是通过认同控方的指控，也就是认罪认罚，争取从宽处理，从宽分为实体上从宽和程序上从简两方面。
两个原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充分释明
当事人，是案件结果的承担者。是认罪认罚，还是无罪辩护，当事人享有最终的决定权，辩护律师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在司法实践中，同样的案件，不同的当事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譬如在犯了轻罪的情况下，有些当事人希望比较快地审结案件，获得较轻的处理或处罚，所以选择认罪认罚；但有些人当事人认为没有案底是最重要的，就想做无罪辩护搏一搏，哪怕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哪怕无罪辩护失败后面临的刑期比认罪认罚面临的更长。辩护律师必须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律师不可以代替当事人做决定，但是有责任让当事人明白其处境和面临的法律后果。因此，律师应该向当事人充分释明案件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指控的事实，指控的事实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会构成何罪，将面临何种刑罚，是否有做无罪辩护的充分理由，做无罪辩护的后果可能是什么，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又是什么。
最为重要的是律师的释明必须结合司法实践，而非机械地宣读法律条文，让当事人明白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他这类案件，他怎么做才最有利于达成他的目标。
四个步骤：研判案情、与当事人沟通、与检察官协商及其它相关工作
在协商型辩护中，辩护工作的质量将会最终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在笔者看来，协商型辩护绝不是反正认罪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的消极等待，而应该是一种进取型辩护。
首先，研判案情。在协商型辩护中，研判案情要早。为什么要早？因为在分级量刑激励制度下，当事人在诉讼不同阶段认罪认罚会影响到从宽的幅度。一旦当事人有认罪认罚的意愿，律师经过对案情的研判，如果认为案件做无罪辩护的可行性很小，就应该及时协助当事人认罪认罚；如果认为暂时无法明确判断是否有无罪辩护的空间，也应该坦率告诉当事人。
其次，与当事人沟通。在协商型辩护中，辩方会就案件罪名、犯罪事实、适用程序及量刑意见与案件承办检察官进行协商。对这些需要协商的问题，在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前，辩护律师和当事人应该有充分的沟通。
再次，与检察官协商。在协商型辩护中，与案件承办检察官的工作协商非常重要，当然，此处的协商是法律范围内的协商，而非司法勾兑。由于目前认罪认罚制度是试点开展，具体到操作层面上，不同的检察院、检察官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律师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出发，综合控方所掌握的证据，帮助当事人积极主动地与检察官进行协商。这个协商可能不是一次、两次，甚至可能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认罪认罚从宽，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相比于“讲条件”，有理有据的协商更能获得中国检察官的认同和接受。
最后，其它相关工作。在协商型辩护中，辩方的目的是争取程序从简实体从宽。想要获得轻判，当事人是否有减轻、从轻量刑情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律师要发挥专业优势，协助当事人家属争取被害方的谅解、退赃等等。如果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就已经认罪认罚，根据其案件的情况，还可以在适当的时机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为当事人争取取保候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决定了律师执业大有可为。辩护律师应当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协商型辩护工作，为认罪认罚的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当事人及家属也应该重视协商型辩护的价值，改变过去当事人一旦认罪，就消极等待判决结果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