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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建设中涂尔干社会分层思想的启示

发布日期:2020-03-30    文章来源:互联网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转型过程不断深化,转型任务日益升级。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要部署,也与新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作为理解社会结构的重点,社会分层理论的正确应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对经典社会分层理论的回顾,挖掘传统思想的现实生命力,有利于完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图景,进而发现指导解决现实问题的合理路径。本文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域下,以涂尔干的社会分层思想为主要内容,寻找经典思想与现实社会的交融点,尝试对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解答。

  一、传统社会分层理论

  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通常分为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韦伯分层理论和涂尔干分层理论三大流派。细加考察可以发现,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马克思更注重将阶级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宏观建构,设想一种基于经济基础分化而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状态;韦伯则提出包括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在内的三种共同体形式,其中包括等级群体、俱乐部等驳杂的社会群体在内的“身份群体”是韦伯独特的贡献;而涂尔干则将基于分工之上的职业群体作为社会分析的对象。

  正如很多批评者如结构功能主义学者说的那样,随着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调整,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一个缺乏足够阶级强度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很难适用的。此外,阶级的涵盖过于庞大,只能作为巨大的社会阵营抽象地存在,而很难在现实世界中具有足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互动能力。在韦伯提出的共同体概念中,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社会互动价值具有局限性,更多地在政党组织内部而非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身份群体相对阶级而言,更容易形成有效的社会互动和共同意识,相对于政党而言,能够涵盖社会中大多数人群,但分类较为烦琐,现实操作性一般。而以分工为基础形成的职业群体则兼顾了阶级的经济含义和身份群体的分类特征。格伦斯基和索伦森曾在支持阶级分析和批评阶级分析的两派观点中提出了第三种声音,即将阶级下降到可以分析的层面,找到具有真实社会互动意义的社会群体。而职业就是他们认为最有现实操作性和理论价值的分析对象,成为了一般公众和学术界都能够接受的分析范畴。这实际上是对涂尔干职业共同体思想的延续。

  二、理想与现实层面的兼顾——涂尔干的社会分层思想在当今中国何以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带来了与以往显着不同的职业分工,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复杂多样的社会阶层分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负面问题。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包括干群关系、劳资关系等在内的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冲突尤其值得关注,一旦矛盾激化,将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冲突关系一方面为社会的交叉互动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则潜藏着社会内部动乱和失序的危机。基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因时而生。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学界曾进行了多重意义上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从经济、社会、政治、法制、文化等多种层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了剖析。还有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梳理,三者分别对应着中国社会建设的总目标、社会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协调以及和谐社会的形成基础。应该说,社会利益分化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症结点,而正确协调阶层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阶层间的和谐就成为了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笔者认为,涂尔干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层理论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依然具有建构的合理性和现实解释力。社会分层理论的选择,应从现实和理想两个维度出发,一方面应立足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当以对社会理想状况的预期和行动目标为指引。就现实维度而言,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对立和冲突现象,回避这一事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社会阶层关系的失调,在于阶层地位构成基础的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分析社会结构,不能仅仅停留在韦伯按照生活方式、财富、声望等标准对于社会群体的表面划定,必须深入到不同阶层之间的等级差异中去,进而寻找产生差异和造成矛盾激化的原因。作为分析地位差别产生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的重要视角,阶级在这里重新出场,而职业恰恰是刻量阶级最好的单独指标。就理想维度而言,协调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而需要相对温和的社会分层指标,而正如此前所说的,职业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分析的具有冲突性的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是基于社会分工分化而成的劳动者,只是由于专业技能的不同从属于不同的岗位。经过新涂尔干主义为代表的学者的发展以及与马克思、韦伯分层理论的碰撞,涂尔干的分层理论由于其理论的包容性和良好的弹性,能够较好地兼顾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因而在当今中国依然具有现实生命力。陆学艺在职业分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阶层间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分为十大阶层五大等级,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中以职业定类与以资源占有状况定序相结合,横向划分与纵向排序相结合的分层方式,体现了涂尔干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层思想的现实应用。

  三、以职业共同体推进社会团结——涂尔干的分层思想在当今中国何以作为

  涂尔干曾就19世纪欧洲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冲突进行分析,提出了“失范”这一命题:由于社会规范丧失或陷入混乱,社会成员行为失控,最终导致社会失序。当下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与当时法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市场经济中的无序乱序现象、政治领域中贪污腐败等规则外行为以及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涂尔干认为,作为社会的一种病态,解决社会失范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构建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团结”,以抑制“社会排斥”和“社会分裂”。对于职业共同体何以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涂尔干在《社会分工》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借鉴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对陆学艺划分的社会阶层中的部分阶层加以考察,可以看到:

  第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作为组织资源的拥有者,对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的影响,直接推动着社会体制的变革与发展。加强权力运行的制度和法律基础建设,促进这一阶层与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与信任建设,对于这一群体的内部整合尤为重要。在中国独特的党政体系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对发挥这一阶层统治职能、充分调动其组织资源优势的有力助益。

  第二,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的优势,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阶层,发展十分迅速,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市场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影响力日渐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来源复杂,内部分化很大,具体表现在地区分布差异显着、内部收入差别较大以及社会地位较为分化等方面。很多私营企业主的经济资源与其社会声望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加强这一阶层的内部整合,通过政策支持、法制保障等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调动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具有文化资源的天然优势,此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就从属于这一部分。作为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力量,这一群体的稳定发展,是维护各阶层和谐、促进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必然要求。作为职业分化的基础,加强这一阶层的职业整合离不开职业技术建设的支撑,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挥其对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作用;这一群体的职业素养与价值观念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起到了深刻的塑造作用,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职业伦理和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职业风尚和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契合。

  第四,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少量的三种资源,一直以来都是近代中国基本的社会阶层成分。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产业工人阶层也在变革中不断调整和转化。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产业工人阶层面临着一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的落差。作为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支撑,必须重视这一阶层的心理需求,将现代化事业与产业工人群体的自身发展相统一,增强这一群体的集体意识,进而提升这一群体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第五,农民劳动者阶层同样掌握着不充分的三种资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统计数据,当前我国农村总人口56401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40.4%。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先受到冲击的职业群体,农民阶层正处于持续分化的复杂状态,传统的农民数量有所减少,大量农民向农民工等群体转化,但农民劳动者阶层依然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组成成分。由于缺乏足够的组织、经济、文化资源,农村居民面临着与城镇居民越来越大的物质文化差距,促进农民劳动者的职业转化,贯通阶级流动的多样化渠道,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物质、文化资源和政治参与途径,是维护阶层和谐不可或缺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群体并未独立作为一个阶层出现,而是被个体工商户阶层、产业工人阶层等吸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达到28836万。作为阶层流动的典型产物,农民工群体的职业稳定性值得特别关注。不仅仅要注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稳定性,还应关注这一群体与其他阶层的互动状况,消减阶层流动中的不和谐因素。

  加强各阶层的职业共同体建设,是涂尔干分层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应用。此外,不能忽视职业共同体之外政党、社区等其他社会群体的力量。只有形成国家—社会上下贯通的良性互动,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合理流动,促进“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健全,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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