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的历史与特点

摘 要：　爱国主义是鼓舞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奋斗旗帜,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感情,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其历史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先秦为第一阶段,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初步形成。汉至唐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爱国”的观念开始大量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确定形成。宋至清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冲突大大激发了人们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情感和意识,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成熟和发展期。晚清近代为第四阶段,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精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独立自强、民族复兴为主题,迎来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升华的新的历史时代。

　　关键词：　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 爱国;

　　Abstract：　Patriotism,as the deepest national feeling of the Chinese and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is a banner that inspires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and is a powerful force for advancing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s spirit of patriotism has a long history. The pre-Qin period was the stage at which the patriotism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itially took shape.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ang,the concept of“patriotism”became more widespread,mark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riotism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next stage,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saw the people's patriotic feelings and consciousness concerning national oppression greatly aroused by ethnic conflicts,constituting a period of matu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triotic spirit. The modern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the fourth stage,whe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entered a new era with the themes of independence,self-improvement,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 has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era in which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s patriotism is carried forward and sublimated.

　　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不同,中华民族与其文明一开始就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主的广大地域中经过不断融合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前就已积聚起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巨大人口规模,又经过不断吸收、壮大,早已成为人口繁盛、多元一体、自在的民族实体。地域广大与人口众多这两大特点赋予了中华文明巨大的稳定、吸纳和整合的力量。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明有古有今,它在先秦时代就已达到高度繁荣,又经历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不断丰富发展,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生生不息的连续性伟大文明。中华民族不仅几千年来文化传承连续不断,而且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基本保持了稳定统一。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见何兆武、柳卸林主编,第399页)

　　今天,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把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精神文化发扬起来,把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念弘扬起来,并在新时代加以创新发展,以加速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起源可推至国家形成前的氏族部落联盟,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又直接脱胎于氏族组织的结构,故中国早期国家亦带有氏族集团的某些特性。西周时期的国家是一血缘宗法共同体,通过血缘关系把众多家族连接在一起,而与这一社会关系相对应的是祖先崇拜信仰和宗法规范体系(礼),于是尊祖敬宗成为社会的根本价值,以维系社会团结和秩序。由于从氏族社会到早期国家,整个社会是由亲族宗法关系所联结的,这个时期国家社会的政治凝聚力,在主要特征上,是以宗族、族姓的宗法原理来实现的,从而,古代出现的“保族宜家”(《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及“同姓从宗合族属”(《礼记·大传》)的观念可谓是通用于这一时期宗族共同体团结的伦理观念。同时,由于宗法封建制国家具有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性质,产生了家国一体的意识观念,故“邦”与“家”往往不分而统称“家邦”,《诗经》中的“保其家邦”(《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也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保卫政治共同体整体的要求。因此,可以说,“保族”“合族”“保其家邦”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起源时期的观念表达。

　　从西周到春秋,尽管宗法共同体内有其维系整体的力量,但各个分封单位与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卿、大夫、士各级的直接利益与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完全一致,而国君以下各级封君与贵族官员都会面临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换言之,国家必然要求各级贵族忠诚于国家,服从国家的利益。春秋中后期,诸侯国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加剧,战国时代兼并战争流行,国家对个人产生了更多的道德要求,也强化了人民对各自国家的认同。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意识已经确立,如“用劢相我国家”(《尚书·周书·立政》),“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左传·桓公二年》),“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里的国家指诸侯国,说明作为社会共同体最大的政治单位的国家意识已经明确确立。《中庸》以“天下”“国家”连用,提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孟子时天下国家的观念更普遍了,“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把周王朝和诸侯国看成一体。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忠”的道德明确指向对国家的忠诚,成为古代爱国意识的一种主要表达形式,如春秋时代已提出“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左传·昭公元年》),“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的忠、贞观念都表达了一种忠心为国、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这个时期“社稷”也常常被视为国家的同义词,如“谋不失利,以卫社稷”(《左传·宣公十五年》),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左传·哀公十一年》),“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孝经·诸侯章第三》),“以安社稷为悦”(《孟子·尽心上》),这些都体现了这个时期保卫国家的爱国意识。在这方面更突出的是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公四年》)的思想,此后儒家也强调“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只要对国家有利,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清代的林则徐等。“利国”的观念也在春秋后期已出现了,如《国语》“利国之谓仁”,晏婴“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墨子》书中更多次提出“利国”的观念。为国奉献的思想也很流行,如“尽瘁事国”(《诗经·小雅·北山》)、“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礼记·燕义》)。战国时还流行“强国”的观念,如商鞅的“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第一》)。这些观念都表达了同样的为国胸怀。孔子还最早表达了对“祖国”的认知与感情:“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上这些思想观念以及这一时期在这些观念支配下发生的众多爱国行为事例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早期体现,标志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初步形成。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始终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天下意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同样重要的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先秦儒家思想积极倡导“舍生取义”“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及重视“气节”的道德理想,为个人在理念和实践上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第二阶段:汉至唐。

　　中国上古文化积淀在《六经》,汉代以国家的力量确认《五经》为经典,后世把与《五经》相关联的其他文献一并收入而为《十三经》。由于这些古代经典反映的是先秦时代的历史文化,其中没有提到“爱国”的语词,这使得近代很多人士认为中国人不重视爱国,中国缺乏爱国主义的文化资源。其实,从理论上说,爱国主义的文化资源并不在于“爱国”语词的出现与否;而在事实上,自汉代开始,“爱国”的语词在史籍中就已大量出现。所以,应该肯定,在爱国主义精神的表达方面,中华文化中确有丰厚的资源。

　　汉代爱国思想与先秦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国”不再是诸侯国的国,而成为统一的中国。秦汉是中国国家体制变化的重大转折时期,汉承秦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两周的诸侯国不再存在,天子不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是被称为皇帝,成为统一国家的真正君主。汉以后人们所说的国或国家不再是小的诸侯国,而是大一统的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儒家维护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亦与之相伴而生,在此后的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爱国主义思想重要的根据。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爱国”的观念开始大量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确定形成。汉代荀悦开始提出“亲民如子,爱国如家”(《汉纪·孝惠皇帝纪》)的思想,晋代葛洪也说:“烈士之爱国也如家。”(《抱朴子·外篇·广譬》)《晋书》说“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晋书·载记第二》),“上下一心,爱国如家”(《晋书·列传第十六》),“抚下犹子,爱国如家”(《晋书·列传第十八》)等。虽然这一时期的“爱国如家”观念主要是对统治阶级和官员讲的,但这一命题本身含有普遍的意义。晋代袁宏作《后汉纪》,提出“忠贞爱国”(《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上卷第十一》)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明确把先秦的忠贞思想与“爱国”结合在一起,显示出“爱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一时期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物和行为也很多。近代以来有人说中国古代只知道忠君,不知道爱国,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汉代开始,“报国”的观念也开始流行。汉代的《忠经》提出“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忠经·报国章第十七》),“献猷”就是献谋;《后汉纪》提出“竭忠报国”(《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中卷第二十四》)。这些报答报效国家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诗歌文学中“报国”的主题十分突出,如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诗之三十五),李白“报国有长策”“行忧报国心”,刘禹锡“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等,显现出在汉代唐代国家富足强大时人们用报效国家、建功立业表达爱国精神的积极心态。这一报国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宋代及以后的人们,如范纯仁“丹心报国冰霜洁,白首还家里社荣”(《送宋大卿归淝上》),范仲淹“竭诚而报国”,陆游“报国寸心坚似铁”“老去终怀报国心”,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实怀捐躯报国、雪复仇耻之心”,并背刺“尽忠报国”等,表达出他们在国家多难时一心报国的深深忠诚。

　　第三阶段:宋至清。

　　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国同时存在几个政权而未能统一,宋朝承认西夏、辽、金为对等政权,但西夏、辽、金与宋的冲突不断。在西夏、辽、金的不断侵迫之下,宋最终退守江南。与唐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冲突大大激发了宋代人们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情感和意识,爱国也越来越成为对一般人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汉晋人讲“爱国如家”,宋代人则越来越强调把爱国置于身、家之上,宋代陈东提出:“爱国而忘其家,爱君而忘其身,爱道而忘其位,爱义而忘其死。大节清风,昭回史籍,贯彻宇宙,君子之事于是乎毕。”(陈东,第245-246页)陆游诗“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太息》)。这个时期表达出来的爱国情怀更激昂也更深沉,出现了一大批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较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爱国”与“忠君”密切关联,成为爱国主义精神在特定时期的一种表达方式。如宋代陈次升说的“为臣子者,忠君爱国之情不能自已”(《谠论集·宝文待制陈公谠论跋》),陈傅良撰文表彰司马光“有爱君爱国之心”(《跋苏黄门论章子厚疏》),朱熹赞扬屈原“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亦称赞司马光“见其忠君爱国而相勉以正之意”(《跋刘杂端奏议及司马文正公帖》),文天祥赞诸葛亮的“所以忠君爱国之心”(《文山先生全集·卷三·文集》)。这些足以看出“忠君爱国”思想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宋代李焘称刘安世等“意在爱国尊君,明至公大义于天下后世而已”(《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三),也说明这一时期爱国忠君已经成为天下的“至公大义”。宋代罗从彦说过这样的话:“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然三者未尝不相赖也。凡人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豫章文集卷十一·杂着》)在古代,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故忠君的观念和行为在特定时代、在一定范围内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发挥了凝聚和团结社会的功能,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期尤其如此。此外,在观念上,爱国与爱民的密切关联也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

　　宋至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成熟和发展期。爱国的观念在明代以后持久不变,其特点是爱国意识向社会基层不断扩大。如于谦说“一寸丹心图报国”(《立春日感怀》),陈献章说“士不居官终爱国”(《白沙子》卷七),即爱国不仅是在朝官员的义务,一个不做官的读书人也要爱国。明末朱之瑜认为“申孝悌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何歉焉?”(《朱舜水全集》,第33页)就是说爱国不仅是做官者和读书人的事,也是社会价值和社会风俗的应有之义。明代中期以后以忠义为主题、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文学作品流行一时,使得爱国意识通过文艺形式日益深入人心。清代依然如此,曹元弼提出爱国与治国的关系,“其爱国也至,故其谋国也审”(《孝经学·要旨第二》);还有人把理学的观念和爱国结合起来,如魏象枢说居官应“本天理良心,爱国爱君”(《寒松堂全集》卷十),把爱国作为天理良心的重要内容。晚清曾国藩、胡林翼、张之洞等都坚持倡导“爱国”。

　　以上是关于历史上“爱国”观念发展的简略介绍。其实历史上表达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观念语词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报国”外,古代的爱国观念往往也用“忠国”来表达,如南北朝时便已经有“孝家忠国,扬名显亲”(《周大将军司马裔碑》)的说法,宋、明时代则常用“忠国爱民”。又如“利国”,汉代董仲舒提出“安社稷、利国家”(《春秋繁露·精华》),宋代包拯说“宽民利国之心”(《包孝肃奏议》卷七),朱熹说“古人做事,苟利国家,虽杀身为之而不辞”(《朱子语类·诗二·破斧》)。明清时代讲“利国利民”就更多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正是发扬了先秦以来的利国思想。又如“忧国”,先秦韩非已经说过“忠主忧国以争社稷之利害”(《韩非子·三守》),屈原即是当时以身践行的典型例子。《汉书》中说“同心忧国”(《汉书·成帝纪》)、“忠诚忧国”(《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忠直忧国”(《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后汉书》中说“忧国奉公”(《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晋书》中说“言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晋书·列传第四十五》),显示出汉晋时代“忧国”的德行要求已经十分普遍了。唐代韩愈“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宋代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宋以后“忧国忧民”的讲法更加普遍,使之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特色表达了。又如“为国”,唐代以来“为国尽忠”(《贞观政要·卷五·论忠义》)、“为国为民”(《朱子语类·学七·力行》)、“为国效力”(《于忠肃集》)、“为国捐躯”(《明史》卷一百四十二)成为常见的说法,直至今日仍可以看到其深远影响。再如“体国”,南北朝时已经提出“体国忠贞”(《魏书》卷三十八),体国就是体念国家的需要,宋代范纯仁讲“精忠体国”(《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八),明清时代更流行以“公忠体国”作为官员的基本道德,直到晚清的张之洞、近代的蔡元培都是如此。

　　在中国古代,在与“国”连用的语词之外,还有大量文化资源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为国情怀的寄托,如诸葛亮着名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古代和现代都一直被作为尽忠报国的典范,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如此,史可法祠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都很能激发人民的民族气节。以上只是略举一些例子,这些类似观念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极为丰富,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的观念语词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所表现、所寄寓的文化形式,激励了历代仁人志士的爱国行为。总体来看,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在民族矛盾冲突时表现得最为激昂,另一方面更大量表现在对国家内政事务的尽瘁和奉献,表现在一心为国、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与情怀。

　　第四阶段:晚清近代。

　　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既传承了古代爱国主义的精神,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多体现为强调“兴国”“强国”“救国”“自强”的呼吁与实践。同时,这个时期对“国”的理解也接近于近代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解,即领土、人民、主权的复合,维护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爱国主义的明确内容。这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殖民列强的斗争中所加深的对国家的理解。近代出现了大量爱国诗文歌词,具有巨大的鼓舞、感动力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而与宋代等时期不同,晚清的爱国精神明确使用“强国”“兴国”“爱国”的观念直接表达时代的爱国主题,已较少用“忠君”的观念去表达了。而“亡国”成为对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最大刺激、侮辱,从反面激发了人民无比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代爱国主义继承了中华民族以往的爱国传统,随着时代主题深化了对国家、民族的理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船坚炮利打破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国土丧失、主权沦丧,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仅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处于亡国的边缘。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爱国主义在这个时代的主题是反抗列强、维护主权、救亡图强。至清末康有为成立以“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孙中山成立复兴中华的兴中会,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振兴中华”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共同的根本追求。中国人民为了独立、解放、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和光大。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精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独立自强、民族复兴为主题,迎来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升华的新的历史时代。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表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觉的出现。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1903年梁启超又提出“大民族主义”,他说:“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文集之十三)他这里所谓“大民族”,就是统合汉、满、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华民族”。经由清末的“五族大同”、民初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自觉渐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华民族”的团结一体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明确共识和共同要求,形成了现代爱国主义的深厚基础。

　　中国共产党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之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发展到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成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表明,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从古代强调“为国”“报国”“爱国”,到近代强调“兴国”“强国”“救国”,其历史演变既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主题,又贯穿着共同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内在追求和总体表征,历史上的爱国观念与行为是具体多样的,但其中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深层动力和精神气质,中华民族精神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它的认识与自觉则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深化。近代以来人们对它的把握和提炼,无不着力突显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比起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所具有的更为凝练、高度普遍的一般性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提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包括勤劳勇敢、奋发向上,“厚德载物”包括团结统一、民族融合。中华爱国主义精神既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动力作用,也体现了厚德载物的纽带作用,故爱国主义的实践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表明,爱国主义既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凝聚力量,又提供了自强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精神表达最为集中的地方,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核心。

　　二、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特点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范围与规模、推动爱国主义前进的社会力量,都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发展。但就总体而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表现也具有共同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统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汉族为主体,各兄弟民族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创造、携手发展的历史。“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体现在处理对内对外的民族关系上,凝结成了“民族和睦、四海一家”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促进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扩大爱国主义影响的重要基础,信仰兼容并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爱国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中国,不仅汉族和中原地区的人民向往统一,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也不希望分裂。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深感国家的统一乃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根本保证, 在中国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统一是发展的主线和大势,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即使是在短暂的分裂时期,在中国建立的各种政权(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大都认同中国,把民族冲突看成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央政权的争夺,目的是为了实现新的统一。在近代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中,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时代要求。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意义十分重大。

　　2.反抗外侮

　　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旗帜。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始终激励人们把祖国的兴亡与自身联结在一起,每当发生对祖国的侵害行为时,就会表现出坚强卫国的精神。卫青、霍去病抗击外敌,出生入死、国而忘家;名将马援以“马革裹尸”自誓,并付诸实践;班超投笔从戎,终于平定西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抗暴御侮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突出表现为中国人民不甘忍受外来压迫,勇敢抗击外族入侵,抵御外来侵略。明代爱国志士英勇抗击倭寇,使沿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17世纪西方殖民者侵占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除荷兰殖民军,使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殖民侵略,英勇不屈,坚持反抗;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左宗棠英勇抗俄,邓世昌甲午中日战争中抗日殉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全体中华儿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顽强抵抗,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赞颂。在国家受到外来侵略和威胁时,挺身而出,保卫家国,“邦国之难,有死无二”,“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就国家、民族、政权与外部的矛盾冲突而言,古代的爱国主义突出表现为反对民族压迫、维护国家统一,近代的爱国主义突出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尽管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都不同程度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们都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忧国忧民

　　忠心为国、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儿女对于祖国的强烈感情,经常表现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承担之上。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情怀植根于对国家和人民无比的热爱,是个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自觉责任感,是把一己同国家、民族紧密联系起来的表现。忧国忧民即是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无比关心,对人民生存境况的无比体恤与同情。孟子提倡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唐代韩愈的“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宋代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都是强调为国家、群体的利益奉献自己,自觉承担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正如梁启超所说:“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梁启超,文集之三)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民族的兴盛而奉献一生。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内心传统,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亿万人民,砥砺着后人积极参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建设事业,为国家振兴、民族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

　　4.崇尚民族气节

　　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又崇尚刚正不屈的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褒扬民族气节,民族气节被视为人生的最大气节。《论语》中曾子早就提出“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古人说“功名一时,气节千载”。汉苏武出使匈奴,坚决不降,正气凛然,被拘长达十九年,保持了高尚气节,受到后人的普遍尊敬。民族气节突出表现在为坚持民族大义而舍身忘死,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为道义理想而不惜牺牲自我,表现出一种最大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培育和鼓舞了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坚持爱国理念而宁死不屈。文天祥在宋亡之后坚持抵抗被俘,面对威胁利诱,坚贞不屈,在狱中作《正气歌》,在其《过零丁洋》诗中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在就义前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衣带赞》)。中华文化崇尚道义的思想为爱国主义气节和行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5.守护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珍视。由于长期以来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发展和守卫华夏文化就成为古代志士仁人的崇高理想。孔子赞美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高度肯定管仲保卫华夏文化的功绩,孔子这一思想历来被认为是 爱国主义的重要源头。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强调“国”与“天下”之分,认为“天下”代表中华文化及其价值观体系,守护这一文化-价值体系,使之传承久远而不亡失,匹夫有责,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近代。近代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国一度陷入国将不国的危险境地,20世纪初,梁启超、邓实等人从爱国的立场上提出“国学”,强调“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邓实:《国学讲习记》),力图通过保卫国学来救亡报国,这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今天,热爱和守护中华文化已经成为两岸四地、海外华人的最大公约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是古今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

　　6.爱乡恋土敬祖

　　爱国主义源于人们对生养自己的故土、故乡的爱,对故乡的爱也是爱祖国的一种具体表现。王粲《登楼赋》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钟情不忘生养自己的故乡故土,是中华民族表达自己归属感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经久不变的主题之一。“遥望中原怀故土,静观落叶总归根”,是怀恋故乡、寄情故国的爱国深情的体现;报效桑梓、眷顾家族是爱祖国的具体方式;爱乡恋土的文化是无数炎黄子孙魂牵梦萦、落叶归根乡愁的深厚根基。爱乡恋土是热爱祖国思想的感情基础,热爱祖国是对爱乡恋土的理性升华。今天,寄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传承着这种美德,关心祖国家乡建设,出资出力,表达了对故国故乡的深情,寄托了他们爱乡爱土的热心。在汉字中,“祖”的意思既是祖先,也是祖庙即敬拜始祖的处所,而祖国的最初意思就是祖先的国家,是列祖列宗生存繁衍的地方。敬拜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从海外华侨寻根祭祖的坚执可以明确看到这一传统的深远影响。它与爱乡恋土一起,千百年来发挥了团结、凝聚乡族子孙的纽带功能,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涵养对祖国感情的一种具体形式,深入人心。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除了以上所说的内容外,还有几个特点。第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一个总基调,即爱好和平、开放包容,而不是狭隘的、封闭的,这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贯特征。第二,崇尚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最钦佩 和敬重的是那些赤胆忠心、鞠躬尽瘁、慷慨就义的爱国者,最痛恨的是那些丧失国格人格、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英勇献身或立下丰功伟绩的人,都会名垂青史,为世代人民所崇敬和歌颂,成为被后世传颂的民族英雄。反之,那些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人,必定会受到人民的唾弃,乃至遗臭万年。第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特点,古代爱国主义的历史特点之一是“爱国”往往与“爱家”“爱民”“忠君”相连接,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以及一定的历史局限。第四,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的特点,最根本的一条是对国家的理解是基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明确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梁启超1902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1903年又提出“大民族主义”,他所谓的“大民族”,就是统合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华民族”。顾颉刚1937年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强调指出:“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1937年)1939年他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重申了这一点。当时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也指出:“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傅斯年)第五,应当指出,中华文化中爱国主义的文化资源很丰富,其中的内容和形式多是针对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士大夫阶层对爱国主义文化的传承发扬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受古代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由于古代教育普及程度的限制,使得普通民众往往没有机会直接接受这些爱国主义诗文的教育熏陶,这也是近代的思想家批评中国人爱国心不强,呼吁新民,倡导对人民大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原因。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实践的主体力量是人民,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每一成员的明确义务和美德,培养全体公民的国家意识和感情认同,是近代国家建设的一项根本要务,爱国主义教育决不能轻视和松懈。

　　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鼓舞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奋斗旗帜,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感情,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在价值核心上,它体现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族群利益的价值选择,要求个人把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从而有利于建立起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忠诚与承诺。爱国主义在表现对象上,包括对祖国山川风物、人民同胞、历史文化、国家政权的热爱和理性认同;爱国主义在个体内心体现为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感情;在行为上则体现在促进统一、保卫国家、报效国家、振兴祖国的忘我奉献与奋斗。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源泉和基础。

　　参考文献

　　古籍:《白沙子》《包孝肃奏议》《楚辞集注》《谠论集》《国学讲习记》《国语》《韩非子》《寒松堂全集》《汉纪》《汉书》《后汉纪》《后汉书》《晋书》《礼记》《论语》《孟子》《明史》《墨子》《商君书》《尚书》《少阳集》《诗经》《十六国春秋》《史记》《舜水先生文集》《魏书》《文山先生全集》《孝经》《孝经学》《晏子春秋》《于忠肃集》《豫章文集》《贞观政要》《忠经》《朱子语类》《左传》等。

　　[]陈东,1999年:《少阳集》,北京古籍出版社。　　[]傅斯年,2003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顾颉刚,1937年:《中华民族的团结》,载《申报》1月10日。　　[1939] 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2011年:《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梁启超,1989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朱舜水全集》,1991年,中国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