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被告邱某驾驶一辆货车到某建筑工地从事运输，该工地来自湖北的运输车辆共12辆（含两原告各一辆）。该建筑工地承包人梁某、许某认为车辆较多不便管理，便要求湖北车主民主推荐1名代表作为负责人组成“湖北车队”，由负责人与两承包人联系运输事宜并负责结算运费。湖北籍12名车主一致推选邱某为“湖北车队”负责人。同年8月11日，该工地停工，两原告王某、余某即向被告邱某提出结算运费事宜，经核实结算，王某应得运费2970元，余某应得运费3213.40元，邱某据此分别向两原告出具了欠条。两原告收欠条后即到其他工地从事运输。尔后，邱某即代表“湖北车队”找工程承包人梁某、许某结算，经结算确认“湖北车队”应得运输费34267元，梁某、许某根据各自应承担的给付额各出具了一张欠条。梁的欠条载明“欠湖北车队运费30000元”；许某的欠条载明“欠湖北车队运输款4267元”。上述欠款系“湖北车队”12名车主应得运输费之和。此后数年中，王某、余某多次向邱某主张权利未能实现，后诉至法院，要求邱某承担付款责任。

    有人认为，应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持此种意见的理由是：首先，“湖北车队”是自由组合，负责人邱某系临时牵头，原、被告均是为梁某、许某打工，邱某从中没有得到任何报酬，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其没有向两原告给付运费的义务；邱某向两原告出具的欠条实质上属附条件的民事行为，也就是说邱某只有从梁某、许某两人手中领到运费后才能向两原告支付运费，而梁某、许某两人向邱某出具的两张欠条尚在邱某手中，则证实邱某未收到运费。因此，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其条件尚未成就，故邱某不应支付两原告运费。

    笔者认为，应判决支持两原告王某、余某的诉讼请求。首先，邱某被民主推荐为“湖北车队”负责人，其本人乐意接受。那么根据梁某、许某的要约，邱某接受民主推荐即有代表“湖北车队”与工地承包人梁某、许某联系工作的义务，又有代表“湖北车队”与工地承包人结账的权利，同时，还负有向“湖北车队”各车主支付运费的义务。事实上，邱某已向王某、余某出具运费欠条，梁某、许某也已向邱某出具运费欠条，业已形成两个清楚明了的债权债务关系即王某、余某与邱某为一对债权债务关系，邱某与梁某、许某为一对债权债务关系，邱某介于两个债权债务关系之间，其身份具有双重性。邱某针对王某、余某来说是债务人，而针对梁某、许某来讲则是债权人。尽管邱某承担上述义务，享受上述权利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但根据民法原理，民事权利既可以转让，也可以放弃，邱某的行为完全出于其自愿以及湖北车主的共同信任，其担当“湖北车队”的负责人并未索要报酬，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此种行为法律上允许，道德上提倡，对社会有利无害。邱某接受推荐，担当“湖北车队”负责人的行为，既是对梁某、许某要约的承诺，也是对“湖北车队”所有车主的承诺，邱某也的确是在用行动履行承诺。若邱某没有向“湖北车队”中的车主出具欠条则另当别论，客观事实是其已向两原告出具了欠条，其无疑应当承担给付运费的义务。邱某出具的欠条并未载明欠款只有从梁某、许某两人手中领到才能给付，也就是说欠条上并没有载明任何附加条件。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出现。因此，邱某是否从梁、许手中领回运输费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实质性关系。诚然，邱某手中持有梁某、许某的欠条可以表明梁某、许某所欠运输费未予支付，那么，邱某可凭梁某、许某两人出具的欠条向梁某、许某主张权利，直至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