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其范畴属于私权利。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权利。在一般情况下，诉权只同司法权发生联系，产生冲突，同行政权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的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诉权和行政权也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如行政争议中的行政终局管辖的案件和民事争议中被司法解释排除法院管辖的特殊案件。有时候，诉权、行政权、司法这三者还互相纠缠在一起，直接影响到法院程序审查和实体权利判决，因此不但有理论探讨上的必要，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上的意义。本文介绍的是一件十分罕见的涉及这三种权利的特殊的房产纠纷案，现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一些探讨。

    案例背景

    徐某解放前系旧政权县田粮处的职员。1951年土地改革时，建德县人民政府对徐家的地产和房产进行了确权登记。其中对徐家座落在梅城镇西门街南侧的房屋，颁发了4540、4541、4542号土地房屋所有证。确认这些房产为徐家的私产。由于阶级成份划分时徐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徐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改造的过程中次次受冲击。

    1956年，徐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果园、山地、坟地作为生产资料入社。同时，在参加革命的女儿的动员下，为表示“靠拢政府”，在《申请书》中同时表示要将西门街的三楼三底共263.35平方米房屋，赠送给人民政府。原文说：“另外，我为了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将座落在西门街新建楼屋一座，计三间，左首一间约六尺宽的人行道例外，赠给政府，来摆脱剥削，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者。是否？特具申请赐予批复。此上西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请转呈人民政府。”但“西湖合作社”（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将他的地和山作入社处理后，没有将房产转报上级政府，擅自占为社里使用，因此政府一直没有批复同意接受捐赠，也没有办理房产转移手续。徐某一直持有土改所得的“房屋土地权证”。

    按1956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令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和第十六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房屋等生活资料则没有要求人社。因此，徐某的房产是不可能作为生产资料入社的。

    徐某迟迟等不来政府的接收房产的手续，村合作社则从1956年开始直接代收房租。徐不服，但碍于“四类分子”的身份，他不敢多言。1957年，他心有不甘地叫女婿向省报写信反映，信被转办到梅城镇公所。以后数年，徐被村里作为“反攻倒算”的典型。他和女婿一起连年被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社（生产队）将该房屋的六尺宽的人行道阻塞，徐一家出入都不便。1972年，徐的另外535.13平米房屋又被社会主义改造，发给了一次性“固一租金”，丧失了所有权。一直到文革结束，徐不敢喊冤，房产也便被社里一直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