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襄樊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妇幼保健院）

　　被告：向文姣，男。

　　被告：张光艳，女，系向文姣之妻。

　　第三人：黄永刚，男。

　　第三人：吴捷，女，系黄永刚之妻。

　　1997年10月17日晚，第三人吴捷临产，住进原告妇幼保健院一病室二床。当晚23时35分，吴捷顺产一女婴，体重3200克。护士杨素芳按医院规定给女婴称了体重，盖了左足足印，填写了分娩记录单、手圈及胸牌（红色）。此时，因其他病员输液需要续药，杨未按规定将写有“1－2吴捷之女”的手圈及胸牌给吴捷的女婴带上，而是交给了吴的丈夫黄永刚。黄永刚收下手圈、胸牌但不知用途。10月18日早上7时5分，住原告二病室三床的被告张光艳也顺产一女婴，体重3000克。护士杨素芳按规定在分娩记录单上盖了女婴左足足印，将写有“2－3张光艳之女”的手圈戴在该女婴的左手腕上，胸牌（红色）放在女婴的被褥上，由护士刘春勤将张光艳和女婴送回病房。此前，刘春勤因张临产时间较长，曾为张写了一套内容不全的手圈、胸牌（蓝色）放在婴儿秤旁备用。刘在送走张后清理产房时，发现自己写的手圈、胸牌未用，误认为张分娩的女婴没戴，遂将手圈、胸牌内容填写完整后，交给了被告张光艳，致使张分娩的女婴有两套手圈、胸牌。当日上午八时许，原告婴护班护士张巧玲将吴捷的女婴抱到婴儿沐浴间放在保温床上准备为其洗澡，因有他事，女婴待浴。此时，原告护士刘华云也抱来张光艳的女婴洗澡，将其也放在同一张婴儿保温床上，摘下了其被褥上的胸牌（蓝色），导致床上的两女婴外观上无明显区别。刘先转身到婴儿洗澡桶处换水，然后回到保温床前，又未按规定核对手圈，确认谁是张的女婴，便凭主观印象抱一女婴，给其洗澡打针、穿好衣服后，将女婴交给了站在门外等候的被告向文姣。此后，张巧玲给保温床上的另一女婴洗澡打针，也未按规定核对手圈，穿好衣服后，将女婴交给了吴捷夫妇。10月19日，被告向文姣、张光艳携女婴出院回家，给其喂养的女婴取名向雪梅。10月20日，第三人黄永刚、吴捷携女婴出院回家，给其喂养的女婴取名黄琪。

　　10月21日上午，第三人黄永刚的母亲在给女婴洗澡时，发现其右臂上的手圈标记为“2－3张光艳之女”，遂对该女婴是否为黄、吴亲生产生怀疑。黄永刚等当即到原告处反映情况，原告即与张光艳夫妇联系。张光艳称自己喂养的女婴也有手圈，但已丢失。原告为慎重起见，于10月22日委托襄樊市公安局对两女婴做足印鉴定。襄樊市公安局在提取两女婴的足印和分娩记录单后，于10月27日以（襄）公刑技痕字第97088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作出鉴定结论：“襄樊市妇幼保健院吴捷分娩记录单上足印是张光艳喂养的女婴左足遗留，张光艳分娩记录单上足印是吴捷喂养的女婴左足遗留”。10月28日，原告将公安鉴定情况告诉被告向文姣，要求被告夫妇将其喂养的女婴交还第三人夫妇。但被告向、张夫妇认为公安鉴定有假，不足为信，要求另做亲子鉴定，原告同意。鉴于吴捷、张光艳均在产褥期行动不便，原告于11月4日请同济医科大学法医学系两位教授赴襄樊采取亲子鉴定血样。但被告向、张夫妇又以原告与同济医科大学关系密切，要求到上海或北京做亲子鉴定为由，拒绝采血，致使同济医大只能对第三人黄永刚、吴捷夫妇及其喂养的女婴采血。此后，同济医大作出97－W136号《法医物证学鉴定书》，结论为：“被鉴定的女婴（代称136号）与黄永刚夫妇不是亲生关系。”原告在要求被告交换女婴无果的情况下，于1997年11月16日向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将错抱的女婴交回，由其交还第三人夫妇，并由被告领回自己的亲生女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