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闫某因对政府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产生不满情绪，遂持刀闯入政府办公大楼将一名干部砍伤（轻伤），一审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闫某有期徒刑二年。闫某提出上诉，要求二审为其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经二审法院委托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鉴定，闫某确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处于疾病期。

　　二审期间，随着诉讼进程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程序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大，但却直接影响诉讼的进行和被告人的实体权利。仔细斟酌，发现许多办案思路和习惯并没有真正体现法律的本意。

　　一、首先，精神病人能否仅以自己的名义上诉？显然不能，既然不能，是否应该否认其提出上诉的效力，按无效上诉处理，从而直接导致一审判决的生效呢？这样做，显然有失偏颇也不妥当。本案被告人闫某一审时未予鉴定，是按其神志正常下判的，宣判时被告人当即表示要上诉（宣判笔录中记载），一审法院依法将案件材料报送二审法院，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二审受理后，在讯问被告人时发现被告人本人并不愿意上诉，是其近亲属（一审辩护人，不是法定代理人）未经其同意提出上诉的，而且唯一的上诉请求就是要求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虽然在鉴定前暂时还不能从法律上认定其为精神病人，但经过阅卷，发现被告人有精神病史，多年来一直病休在家，单位和居委会均按精神病人对待，因此，鉴于这种状况，不应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个人意思表示判断处理，更不能据此简单地否认其上诉的有效性。尽管最终其亲属未征得其同意而以其名义提出上诉，是因为亲属一直认为其是精神病人，且在一审时即已提出鉴定申请。而究竟是否有病乃至承担刑事责任，在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前还不得而知，只能存疑。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应暂按有病处理为宜。程序上的小小瑕庇完全可以合理补救：即征求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如其同意上诉，便会产生对上诉的有效性予以追认的效果，本案则继续审理；如其不同意上诉，则上诉无效，原审判决在上诉抗诉期满后生效。总之，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以无效上诉处理，从而直接剥夺了被告人享有的诉权，表面上看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实际上未贯彻疑案从轻的原则，由于机械死板地适用法律条文，导致这样一种现象：个案正义未能实现，却连普遍正义也丢掉了。疑案从轻的原则不仅仅要体现在实体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而且还要在程序的操作上亦应有所体现，这样才能全面的展示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和文明司法的价值取向。

　　二、上诉案件审理中，当案件事实发生变化，出现新的事实和重要证据，应发回一审重新审理，这样控辩双方对新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各抒己见，当庭质证、认证，宣判后，不服者皆可上诉或抗诉，有利于双方特别是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并非每案必须发回重审，如本案中，上诉人请求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先由原审法院组织鉴定。如鉴定没有病，则维持一审判决；如鉴定有病，则只能发回重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尽合理，发不发应区别不同情况对待。如经过开庭审理，并且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均无异议，一审无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完全可以在二审判决结案；如有异议，再发不迟。具体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