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是法律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分析。但孙志刚事件大量是宪政分析，宏大话语，遮蔽了制度存废当中的一系列技术性甚至战略性问题，如乞讨权问题。经济学家徐向阳：“无法合理确定救助对象、标准和时间等。”鸵鸟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出现了更多问题：各大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率明显增加、乞丐强行索要现象普遍等。与此同时，各地救助站几乎无人愿接受救助。后长沙提倡市民不去救助乞丐，苏州出现禁讨区。制度变迁应找到制度替代，法律人应该理解社会复杂性。违宪审查确重要，但是否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可能作为法官谋取私利的工具。道德话语、情感分析能否取代具体问题的理性分析。制度真的是法律人创造的吗，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社会，究竟是社会塑造法律还是法律塑造社会?

　　辉煌仅仅是片刻，到刘涌案，法律人自己分裂了。法律人与民众在基本问题上的看法公开冲突了，例如对于废除死刑的看法。霍姆斯：“法律反映人们基本的情感”。要设身处地的想问题。死刑该不该废?程序正义应将重心放在程序上还是正义上?你也应该关心一下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偏偏刘涌案中法律人的解说就不灵光?一个法律的全部合法性最终在于老百姓的认可;制度的采纳，最终取决于老百姓。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很重要，但非法证据一定要完全排除吗?我们刑诉制度是有缺陷的，往往受害人看不到救济，证据排除在美国也是有选择的，如奸-幼女问题上的严格责任，是我们所不能引进的。

　　在老百姓看来，死刑与死缓是不一样的。法律的概念体系与老百姓的概念体系是有区别的。再如缓刑，老百姓认为就是逍遥法外。如秋菊打官司中，可以打人但不能骂断子绝孙，可以踢他但不能往那地方踢。要理解老百姓的话语，老百姓可能错，法律人也可能错，要真正的自由主义，就要允许申辩，不要总是以启蒙来暗示自己的正确。法律人不能总以米兰达、辛普森的尺子衡量中国，为什么你不能跟着老百姓走?要让民众看到好处。

　　有些网民在网上说：“我们不反对程序正义，但为什么从刘涌开始”，对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他们就是要找一个让自己信服的说法。声称程序对所有人有同样意义，但生活中真的如此吗?老百姓的谩骂不也是以他们的方式为权利而斗争吗?中国法律人的知识更多从书本上来，他们对理念坚定，对民意摇摆，在孙志刚案上站在民意一边，而刘涌案则相反，你必须给个说法!列举不能证明什么东西，引证外国人学说不就是因为是外国人说的嘛，要更注意引证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的感受;他们自称讲信仰，隐含着他们不讲道理!启蒙和信仰本身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