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也需要社会共识，没有社会共识，人类社会就将是分裂的，难以聚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就会愈演愈烈，世界就将成为一个“起火的世界”，硝烟不断，战火绵绵。

　　十年前，中山大学的刘星教授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这是一本中国学者解读、评述现代西方法学理论的学术著作。透过这本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的“法学诸子”尽管持论轩轾，“一人则一义，十人则十义”，但是归根到底，关键的分歧仍然在于对法律本身的理解大相径庭，即，面对“法律是什么”这一永恒追问的回答各不相同。

　　法律是什么?在这个说不尽、道不完的主题上，尽管已经诞生了许许多多的说法。譬如，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观，法律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或先知为人类规定的行为准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奥斯丁主张，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在20世纪的美国法学家富勒看来，法律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在中国古代，管仲认为，法律就是规则，他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在商鞅的论著中，法律是权力的表现或派生物，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尽管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法律的本质特征，丰富了我们关于法律的认识。然而，立足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我们仍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法律乃是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

　　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主要是指，当代的法律应当体现、反映、记录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共识，应当成为社会共识的文字载体。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较低的目标，但在实质上，它也是一个需要努力才可能实现的目标。考诸中外历史，很多法律其实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譬如，在传统中国，当某一个人的意见就是法律，某一个人享有“言出法随”的特权，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就是典型的君主专权体制下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曾经是正当的，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具有正当性了。现在，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政治参与权及其他权利，有必要培育一个新的法律观念：法律源出于社会共识，是对社会共识的提炼和总结。

　　此外，在“社会共识”之前，还有必要加上一个限定词“最低限度”。这就是说，法律应当体现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所谓“最低限度”，是指各种意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在当代中国还是在当代世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趋势都越来越明显，利益分化也越来越剧烈，这就意味着，寻求社会共识的难度随之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所体现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就应当是社会共同体甚至是人类社会都普遍需要的共同利益。譬如公共安全，反歧视、正当程序、无罪推定，等等，也可以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达成共识。把这些社会共识进行规则化的表达，就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