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立法者理性的范围带来的缺陷

　　立法者作为法律制定者，的却是人类理性之中的优秀代表。然而，立法者永远是客观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的，不可能脱离现实作为所谓的理性之神，预见到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每一方面，即使考虑到了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规定。这说明立法存在着“缺陷”。当然，缺陷尚可弥补，然而弥补之后 ，谁又能保证将来客观事物的变化就不会再出现新的缺陷呢？

　　马克思？；韦伯曾言，法律规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命令，一个是技术，但两者都来源于立法者的经验积累。法律可谓经验的代名词。立法者根据大量的经验积累，加之理性的思考，制定出法律。经验即过去人们实践知识的总结，仅仅只能与过去相结合，而根本不能与将来联系。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它们的法。[9]法律应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真正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10]在人类发展史中低下的自然经济走向今天的工业化，在这巨大的变化中，人类环境就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保护环境，维护时代的正义话题也越来越敏感现实了，现实的变化注定着法律的滞后，然而工业化开始时期的立法者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是决对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事物状况。这意味着在发展变化之中，法律的特定性，性会变得如此之软弱，将法律致于缺陷的境地。

　　法律凸显出一种保守的倾向，这一倾向根植于法律的性质之中，即法律是一种不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一旦法律制定了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自由，安定，和遇见性，就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对该制度进行不断地修改和破坏。但是，当业已确定的法律同一些易变且重要的社会发展力量相冲突时，法律就必须对这种稳定政策付出代价。社会变化，从典型意义上讲，仅是一本记有方文字的过时的废纸罢了，法律夕日的权威在此时也一扫而尽。法律在此变得无地自容，法律在此时不得不放下稳健的架子，顺合事物的发展。

　　法律只能做出普遍性规定，考虑的是一般性情况，结果难免牺牲个体正义。让少数特殊情况的个体为之付出代价，如苏力所言：“法律单是强调对像的一般性，而拒绝过分的因人而异。”[11]法律的普遍性曾使柏拉图感到反感。他认为，法律决不可能发布一种即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最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当的规定。人之个性的差异，人之活动的多样性，人类事物无休止的变化。使得人们无论拥有什么技术，在这种情形下，习惯上的法律普遍性在一个具体的情形中就要被牺牲，以满足实现长久个别特殊性正义的需要，为了正义的利益而背弃或放宽既定的要求被认为是必要的，尽管秩序倾向于常规性和一成不变的苛定规则。法律的普遍性在此变得形同虚设，一无是处。

　　（二）法律技术的不完美而致成的法律特点的缺陷

　　不管立法者的内心有着多么美好的理想与同情，要完满的，毫无遗漏的去制定一部完美无缺的法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排除立法者的缺陷，权当立法者是圣人，能预见日后事物的发展进程，考虑到事物的每一方面。具备这一假象的状况，法律的完美无缺仍是不可实现的，通过语言表达。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便是立法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语言本身是灰色的，缺乏的，这也必然注定法律完美无缺这个目标永远只能是人们在追求听一个美的设想罢了。这正如古诗所云：“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绝对的趔是永不可言说的，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法律作为一般之中的特殊，不可能摆脱晕一客观规律。语言之缺陷，注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明确性会化为乌有， 其副产品——模糊性将令人不知法律旨意何在，实是法律的无奈，法律的缺陷。

　　与示范的不确定性相对照，以明确的普遍的语言形式传递一般行为标准看来是清楚，可靠和肯定的。[15]法律的明确性比法律是什么更为重要。[16]以此有效的防止执法者滥用法律，同时也便于给公民在行使一项权利。履行义务之时，明确法律后果。然而法律的明确性是迎接以语言作为载体来实现的。而语言毕竟是这个无限之大的世界之中有限符号的集合。语言个体有限性，常常不得不使诸多个体用一个语言来表达。这使语言具有了极大的歧义性，除此以外，对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细客体的运作，语言仅仅能作的是保持缄默。因此，许多情况之下，立法者只得求助于模糊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的立法意图。这便造成了法律的模糊性，[17]反而适得其反。法律语言有其拙劣性。它留有许多自由裁量的余地。[18]为滥用司法权利自欺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出现了司法任意解释的怪圈。立法者之目的本是严格遵从“三权分立”，然而，如今的事实都让自己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