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绝非法治，然而理论意义上的法制也并非就是法治，法治是一种实践。实践是其灵魂的之所在，法治的产生并非人们最向往的，它的出现是人们发现自己并非一台机器上的部件，而是一个个平等独立的个体之后的，是人们开始尊重自我意志，掌握应属自己的东西，否定存在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人格化权威的体现。人们选择法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人们建立政府一样（当然是有限、健康的政府）—这岂不是人性恶的明证吗？笔者深知法治并非自己可以阐释，本文仅浅论近代西方法治的形成并非实证分析。
首先，西方法治（西方这里仅指欧洲和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涉及日本）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宗教，尽管我们知道法治与宗教是两回事，法治毕竟是世俗的东西，与宗教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法治讲究正义，宗教是宽容是仁慈。欧洲大陆（美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延伸）虽然政治、军事、经济迥异，可是意识形态上是异常相似的，都是基督教笼罩着他的精神世界。首先，教权的发展变化，导致教权与王权之间不断冲突变化，这种冲突为法治形成，营造了有利空间；其次，宗教的发展与改革，尤其家路德等人的改革，以及教旨，让人们坚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子民皆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心灵理解《圣经》获得幸福的方式与上帝交流，再次，每个教徒之间没有至少精神上的依附，未能形成人格化的权威，只有神、上帝是无上的。
西方法治的形成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是一个奴隶制商品生产发展方式，是崇尚智慧的民族，其被斯巴达所败，可以说是体内战胜智力而非征服，古希腊人强调民主，并不太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人与城邦（一群人集合在一起）的关系。他们的城邦是民主的无疑，不过这太幼稚，也正是如此为他的灭亡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希腊人作为城邦的一分子消失了，但他启发人们，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完全平等的，不考虑任何因素，古罗马相对古希腊是比较务实的民族，他们将古希腊的抽象东西付诸实践，在古罗马，人与人是平等独立的，人与人之间是通过契约而建立关系饿，突出人与人之间形成上的平等，其发达与私法为后来法治建设作了巨大的贡献。
法治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纵观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是奴隶制商品生产方式，抛开中世纪， 17、18世纪的西方依然恢复商品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过：“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换句话说，生意有利于自由、平等与宽容，试想，原始社会，个体必须依赖群体，生产时必须以群体出现否则必将完蛋。封建社会下，大地主和王室占有大量土地这种优势产权而造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可想知没有独立的人格化何以有法治，再想，做生意的双方都有可供“交换”的东西，包括资本，倘若有特权，可以以少换多，以劣换优，那是现实吗？正如有人说过“权利产生于斤斤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