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 这三篇文章依发表年代的先后顺序分别是：1967年发表於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上的「规则模式」（“The Model of Rules”， 35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pp14-46.）；1972年发表於耶鲁法学季刊的「社会规则与法理论」（“Social Rules and Legal Theory”， 81 Yale Law Journal， pp855-890.）；以及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学评论上的「疑难案件」（“Hard Cases”， 88 Harvard Law Review， pp1057-1109.）。1977年Dworkin蒐集早期所写的十一篇文章，经过若干章节的小幅修改，另外加上两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编纂成册出版了《正视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一书。上述三篇文章依序分别收录在该书的第2、3、4章，不过第2、3章的章名则改为「规则模式I」与「规则模式II」。1978年该书二刷时，Dworkin在该书的最后，附上一篇对其批评者的回覆文（A Reply to Critics）。本文所引Dworkin的早期论点，无论内容或页码，皆以英国Duckworth出版公司1978年二刷的版本为准，同时往后在正文及註解里皆以TRS的英文缩写作为该书的简称。

　　[2] 法律具有内在规范面向的主张，乃是Hart批判John Austin法实证主义的主要论点。他认为Austin法理论的致命伤，在於从法体系以外的纯粹观察者（observer）的立场来描述法律。对 Austin而言，法律不外乎是多数臣民服从国家主权者命令的外部行为习惯。Hart认为这种法概念的描述，只是一种「外在陈述」（external statement），并未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的核心特徵真正描绘出来，那就是法律具有其「内在面向」（internal aspect），社会成员普遍从参与者（participant）立场抱持一种独特的规范态度（a distinctive normative attitude），接受法律是指导人们应当如何行为的一般标准或理由。参见Hart《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一书第一版的本文（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pp55-6，同时亦可参照1994年该书第二版所增列的〈后记〉（“Postscript”），p255.虽然一、二版的本文内容没有改变，不过部份内容的页码却有变动，为方便多数熟悉第一版内容的读者起见，在本文中凡涉及该书文本的部份，以简称CL的第一版页码为准，当涉及Hart〈后记〉（“Postscript”）中的论点时，则以第二版的页码为准。

　　[3] 虽然在〈后记〉里，Hart明白承认法律原则为法律的一部份（“Postscript”： p265），不过笔者认为Hart所称的原则与Dworkin的认知不同。他指的是那些被安置在（incoporated）承认规则中较为抽象、广泛的法律标准（legal standards），相较於Dworkin认为法律原则不只限於承认规则所肯认的实质判准来说，Hart概念里的法律原则，其实是规范内容较为抽象、不具体的法律「规则」。

　　[4] 115 NY 506. 22 NE 188 （1889）。

　　[5] 32 NJ 358， 161A. 2d （1960）。

　　[6] TRS， p23.在1986年出版的《法律帝国》（Law‘s Empire： London， Fontana Press，以下简称LE）一书中，Dworkin对Riggs一案有更详尽的分析，参见该书pp15-20.

　　[7] 「原则解释」一词是笔者自己的用法，主要是为了方便与文义解释作清楚区别。事实上Dworkin在《法律帝国》中，把这种就整个法体系相关法律原则做通盘考量的解释方法，称之为「建构诠释」（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参见LE， p52以下。

　　[8] 后来在《法律帝国》中，Dworkin进一步将这两项判准发展成为其整全法（law as integrity）诠释理论的两大不可或缺的要件：适切性的要件（the requirement of fit）与道德证立的要件（the requirement of moral justification）。详见LE， pp228-38， pp254-8.

　　[9] 包括Hart在内的许多法实证主义学者一致认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一样，可以经由一个社会承认规则加以辨识。虽然在鑑别法律原则的过程中无法避免诉诸实质道德标准，使得承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道德判准，然而并非每个法体系的承认规则，都「必然」蕴含可以辨识法律原则的实质道德标准，因为在实证经验上，仍然可能存在「至少一个」法体系的承认规则，完全依照纯粹社会渊源判准（social source criteria）来鑑别有效的法律。也因此，这种说法并未背离法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即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无必然关连的分离命题（the separation thesis）主张。採取此项论点的法实证主义有称之为「包容的法实证主义」（inclusive legal positivism）、或「柔性的法实证主义」（soft legal positivism），以与牛津法理学家Joseph Raz所代表的「排他的法实证主义」（exclusive legal positivism）、或「刚性的法实证主义」（hard legal positivism）相互区别。后者坚决主张有效法律之认定，必须完全诉诸社会渊源事实的判准，因而排拒任何实质价值判断涉入的可能性。参见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ch. 3；以及Raz， “Authority， Law， and Morality”， in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194-221.关於柔性法实证主义的主要着作，请参考Jules Coleman， “Negative and Positive Positivism”， in Marshall Cohen， ed.， Ronald Dworkin and Contemporary Jurisprudence （London： Duckworth， 1984，以下简称Cohen， RDCJ）， pp28-48； David Lyons， “Moral Aspects of Legal Theory”， in Cohen， RDCJ， pp49-69；Philip Soper， “Legal Theory and the Obligation of a Judge： The Hart/Dworkin Dispute”， in Cohen， RDCJ， pp3-27； W.J. Waluchow， Inclusive Legal Positiv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