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即便没有看到陈现杰博士的文章，我们从《解释》原文的规定也能够看出“死亡赔偿金”非精神损害抚慰金。《解释》第17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然后在第29条规定了死亡赔偿金的具体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解释》第18条又紧接着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如果说第17条第三款以及第29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的话，为什么又在第18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方式呢？岂不自相矛盾？

    因此，对于《解释》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应认定为经济损失赔偿而不应认为是精神损害赔偿，此为孔文误之二。

    三、经济损失赔偿应具有差别

　　性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是相对的。当这种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失衡时，就需要用法律对这种失衡状态进行矫正，以求恢复平衡。因此，当一方当事人违反民事义务，使他人受到损害时，只有让另一方补正受害人的损失，方可使当事人双方在物质利益上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在侵权责任的赔偿损失上，除经营者故意欺诈等法律规定的应承担惩罚性赔偿外，基本的原则就是赔偿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是，受害人死亡以及劳动能力丧失的经济损失没有可以具体衡量的标准。因为每个人都无法正确预计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侵害，自己自然寿命的长短以及未来收入的变化，尤其是暂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其未来的劳动能力和收入水平难以预测，是一个抽象的不确定的概念，因此这些损失属抽象损失范畴。如果根据举证规则，要求赔偿权利人对于未来收入进行举证的话，显然无法办到。而且每个受害者的收入情况均不一样，我国城乡收入又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解释》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等抽象损失采取了区别定型化赔偿的方式，根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以及农民纯收入设置有固定的赔偿标准和期限，笔者认为正是对于赔偿权利人的一种保护。如果全部采取一个标准，像新西兰那样，有一个基金，在他们国家出了伤害事故，不管受害人的身份都可以领取一笔赔偿金，这其实就是消灭了侵权法，因此国际上少有赞同。

    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农民年收入5000元，一个城镇居民年收入24000元，他们各自对于家庭经济贡献是不一样的，如果同时遇害，而在死亡赔偿金上却获得同样的赔偿，这公平吗？孔文举例说，按照区别赔偿的规定，依平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一个农村居民侵害了一个城镇居民的生命，这个农村居民可能要支付高额的赔偿金，这笔赔偿金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甚至因此而倾家荡产；反之，一个城镇居民侵害了一个农村居民的生命，只须支付极少的赔偿金，这笔赔偿金对其生活状态可能并无大碍。但是笔者也设想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农村居民侵害了另一个农村居民的生命，如果没有区别赔偿而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的话，其结果有可能是加害人倾家荡产，受害人家庭迅速暴富！而且根本不具有执行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是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是错的，《解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区别赔偿是相对公平的。此为孔文之误三。

    当然孔文认为由于人格的平等而主张当任何人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都应当给以相同的保护的看法笔者是赞同的，并且《解释》第18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此司法解释中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任何区别对待，更多的是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与孔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解释》的规定较好地保护了公民（自然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起着重要作用。司法实践中，有颇多法律工作者对于《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存在与孔文相同或近似认识，因此有厘清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