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评与反驳

　　亨廷顿的文章标志着西方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从混沌中渐显雏形。1989年之后，由于突然失去了冷战对手，西方特别是美国曾一度表现出对新世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开始寻找国际政治的“新理论”，开始建立解释后冷战世界的“新范式”，并制订西方在21世纪继续其全球霸权的“新战略”。《文明的冲突？》是这种“新理论”、“新范式”和“新战略”的明确宣示。此文一发表，立即在美国、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批评。

　　对亨廷顿的各种批评就其实质可归纳为如下主要三点。第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冲突时代的结束”，〔9 〕全世界的文明将按照现代化的路线走向统一。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等于西化”，[10]所以，他们所说的统一文明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全球将不可避免的西化。第二，国家按照利益为自己定位，不是按照文明定位。换言之，利益重于文明，国家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文明。所以，亨廷顿看作国家为文明而战斗的事情，实际上是“它们在争夺市场份额，在世界经济中从事残酷的竞争”。[11]第三，国家高于文明。尽管冷战结束了，但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位。用阿加米极其明确的话说：“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12]

　　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既没有把握住“文明冲突论”的实质，也没有击中其中要害。第一，冷战的结束不是“历史的终结”，全世界的统一文明并不存在，非西方国家并不必然地走向“西化”。第二，亨廷顿没有否定利益，《文明的冲突？》的唯一目的就是捍卫西方在后冷战时代的利益。只不过他认为，在后冷战世界，国家通常按照文明来确定利害关系，例如，西方文明国家在对付非西方文明国家时通常有着相同的利益。第三，亨廷顿承认国家仍然是“全球事务的基本角色”。但是，全球事务往往是超出单一国家的。在超国家场合，民族国家通常属于某种国家集团。在冷战时代，这样的集团按照意识形态划分；而在后冷战时代，亨廷顿认为只能按照文明来划分。

　　由于这些批评确实没有对“文明冲突论”构成有力的批驳，所以亨廷顿在一篇对批评的答复中显得更加成竹在胸。一方面，他批评批评者们提不出对后冷战世界图景的更好描述，也拿不出比“文明冲突论”更好的理论。另一方面，他竟然向挑战者们提出了挑战：“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3]

　　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由二个基本观点支撑着。第一，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第二，“西方对非西方”变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构架。如果我们证明这两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文明冲突论”便不攻自破。

　　第一，文明不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冲突的唯一根源。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是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世界按照“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划分为“西方”和“东方” 两大集团，从而形成了二极结构。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这个支配因素的作用下降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经济和文明等一起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因为引起冲突的因素由一元（意识形态）变为多元（意识形态、经济和文明等），所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才由两极变为多极。虽然亨廷顿宣称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他所说的“文明冲突”仍然是“意识形态冲突”，即冲突产生于“基本价值和信仰”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西方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度、人权、平等、自由、法规、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作为普遍真理强加给非西方文明国家。[14]

　　第二，“西方对非西方”这种世界政治构架不是后冷战时代的“新范式”，而是冷战“范式”的剩饭重温。在新世界图景下面，冷战的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首先，表面上新世界图景是多极的，历史舞台的主要角色是七、八种文明，但是，国际政治的中轴仍然是两极结构，即亨廷顿的“西方对非西方”。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过去的“东方集团”现在被扩大到了“世界的其余”。其次，“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原则是相当陈旧的。亨廷顿的“西方”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主义，“非西方”则意味着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这种原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与冷战时划分“东方”与“西方”如出一辙。最后，“文明冲突”同冷战一样，以权力为直接对象，以意识形态为原则，以利益为归宿。最基本的东西没变，变化的只是对手。过去的敌人是苏联及其集团，现在则变为所谓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许多外交政策制订者对没有对手的世界感到困惑和不自在，所以需要在后冷战时代制造出新的对手，而制胜对手的万应灵药还是“遏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