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此可见，同样是坦然的死亡，苏格拉底之死和革命志士之死对于自由的效果是不同。由于革命志士的死亡实践了一种道德，以殉道的方式证明他所献身的事业或群体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因此，他将人群按照这种道德划分为两种：道德上高尚的革命的群体，和道德上卑贱的反革命群体。我们在教科书、小说、电影中所熟知的这种脸谱化的好人与坏人简单的划分仿佛是一种艺术想象力上的贫困，其实这种简单的划分恰恰是一种看不见的控制、支配和强制的权力技术。我们仿佛可以在好人和坏人之间进行自由的选择，我们选择了做好人仿佛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但是正是这种自由、正是这种道德包含了巨大的奴役的陷阱，因为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唯一的选择，这种自由的选择实际上包含了巨大的道德强制。死亡作为一个自然的事件也必须在这种道德等级的序列中进行选择，从而成为道德事件或者政治事件。如果一个人面对死亡突然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胆怯、软弱、颤栗，那么这往往是叛徒的心理或者征兆。这种道德关系没有为个人的选择提供多元的空间，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如同雅典梭伦的立法一样，必须在政治上站队，根本就没有消极自由的任何可能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个人必须作为政治人或者道德人而存在，必须在非此即彼的政治和道德夹缝中苟且偷生。

　　相反，由于苏格拉底将死亡仅仅作为一种“照看自我”的伦理实践，他为别人类似的多元化的“照看自我”的伦理实践提供了可能。这种“照看自我”不仅仅是与知识或真理联系起来，更主要的是和日常的实践联系起来，使自由成为一种伦理实践。因此，苏格拉底要人们照看的是他们自己的灵魂，他和不同的人讨论不同的问题，讨论的不同仅仅涉及他们生活的知识，和政治家讨论治理城邦，和医生讨论病，和鞋匠讨论鞋。没有普遍的、一般化的、或者总体化的美德或灵魂，美德或者灵魂总是具体的、每一个个体的、甚至是每一种身份的，总之，就是“关注你自己”。正如福柯所说的：“通过掌握你自身，使自由成为你的基础。”（福柯，2000）这正是自由由以实现的伦理基础。

　　我们回过头来看，贡当斯和柏林对自由所作的区分无疑使我们对自由的不同形式有了深刻的了解，使我们在复杂零乱的自由迷宫中找到了一条清晰的途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搞清楚支撑消极自由的基础何在。哈耶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为自由主义（消极自由）提供了坚实的知识论的基础，积极自由建立在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而消极自由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但是，消极自由所坚持的个体主义的“个体”基础又是什么呢？作为“个体”的主体是如何可能的呢？它和真理或者权力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如果不解决自由主义的知识论问题，自由就无法抵制来自各种意识形态的侵蚀，如果不解决自由主义的伦理学的问题，自由就无法抵挡来自各种权力力量的干扰。当柏林努力为消极自由划定公共权力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的时候（这种主张只要在哈贝马斯那里才具了自由的社会学基础），当哈耶克指出自由的知识伦基础在于经验主义的时候，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何才能践行自由？”（福柯，2000）一个人如何实践自由，而不是“逃避自由”？（弗洛姆，1988）。这意味着一种问题域的转移，我们不再关心“自由是什么”这样的形而上学的话语，而是关注“如何践行自由”的非话语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免于对自由的干预，我们如何不再简单地依赖制度所划定的权利界线或者私人领域，将行动的个人象珍稀动物一样被保护起来。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提出来的并不是通常理解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提出了一种自由的实践，即如何照看自己的灵魂，如何照看自我。这种对自我的照看在福柯看来就构成了“一种限制和控制权力的方式”（福柯，2000）。这种照看自我使柏林所说的“经验自我”建立在一个伦理的基础上，而不建立在普遍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使“经验自我”最终摆脱了“真正自我”压迫。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如何消除自由的外部约束条件转向如何在照看自我的伦理中践行自由，如何在求真意志和权力关系中实践个人的自由。正是顺着这个思路，福柯晚年转向了古希腊以来的伦理实践，其中尤其讨论了苏格拉底，这种思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冲击依然有待我们慢慢来消化，但是，苏格拉底希望每个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或者关注自我对自我进行劳作，无疑与福柯反对总体化的反抗或者自由解放在风格上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