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否能够将一般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还原来、凝结为法律理论。一般来说，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要依赖其他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理论，甚至重要的法律理论在历史上还往往是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提出的。但是，由于科学的进步，法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屹立于科学之林，法理学家理应对法律理论做出更大的贡献：不仅要能够解释法律现实，而且要能够推动改造法律现实、实现法治国家。因此，法理学应该能够从法律问题着眼，自觉借鉴其他科学门类的知识，提高自己认识法律问题、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法理学家具有明确的法理学问题意识，而不是泛泛地、一般性地讨论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也不是象法律的应用研究者那样，沉溺于具体案件和个别法律条文、规则。而是要从具体法律现实中的法律理论问题出发，寻找出其背后所包含的重大理论问题，运用相关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学说加以观察、分析，然后回到法律问题，总结出一般的法律原理，有效地推动法律实践。这里的误区是：法律理论研究者有时会不小心地离开法律理论。例如，许多法理学教科书对法律作用的认识，更多的是对作用对象的分析，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精神文明等，而忽略了对法律作用机制本身的分析。使人感觉似乎不是谈论法律问题，所述观点特别牵强，如贴上去一般。

　　综上所述，由于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既可以从形而上的角度加以讨论，以确立法律的价值基础；又可以从经验科学的角度进行社会现象的综合分析，以把握法律的实际运作形态。所以，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学科特点就在于通过借鉴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建立有关的法律理论研究框架。因而，法理学必然是由抽象的理论观点构成，甚至包含了许多“非法律”的理论。鉴于此，法理学的成熟与否，其衡量标准不是法理学理论对现实是否具有直接的具体的指导作用，而是其把握理论的能力和水平。能够对法律现实有所贡献的法理学，一定是那些能够提出和解决法律领域真问题的法理学。所以，笔者认为，对历史上的重要社会理论进行梳理，透视其中所包含的法律理论，对于了解、掌握和解决法律领域的重大问题，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