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国际法与自然法

　　确切地说，格劳秀斯是现代自然法之父。现代西方法的前提性特征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之存在。与先前各个时代不同，现代西方各国的法律具有地域性。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有超地域的国际法。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里，格劳秀斯提出，国际法的渊源首先是自然法，其次是意志决定的法（volitional law）。[42]他如此解释自然法的定义及其内涵：

　　1.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命令，它指出，理性的自然是衡量行为的标准，与之相符合的，便具有道德的基础或必要性。并且，它指出，由此，这种行为或为自然的作者，上帝所禁止，或其指令（enjointed）所为。

　　2.基于这种命令的存在，这些行为本身或是义务性的，或是非允许性的，因此可以理解它们必然地为上帝所指令或禁止。由于这一特点，自然法不仅区别于人法，而且不同于意志决定的神法。因为意志决定的神法并不指令，或禁止那些本身和因其自身性质是义务性或允许性的事，而是通过禁止，它使这些事成为非法的，和通过指令这些事，使其成为义务性的。

　　3.为了理解自然法，我们又必须注意：某些事符合自然法，并不是就某个适当意义（注：指“符合”的意义），而是学者喜欢说的，是根据推理得出的，即，自然法与这些事没有冲突。正如我们所说，被称为正义之事，即为解脱非正义者也。有时，由于术语的误用，理性宣布为荣誉之事，或好于其对立面之事，据说是符合自然法的，虽然不是义务性的。

　　4.有必要进一步理解，自然法处理的事情不仅是在人的意志领域之外的，而且是许多由人的意志行为产生的事情。因此，由人的意志而致，比如现在取得的所有权；一旦如此，自然法便指出，对于我而言，违背你的意志，夺走属于你所有的东西， 是错误的。 因而法学家保罗（Paul）说过，根据自然法，禁止盗窃；乌尔比安（Ulpian）认为，这是基于自然而定；并且，尤里帕德（Euripides）以海伦娜（Helena， 即海伦，希腊女神）的诗句，宣称这是上帝所讨厌的：

　　因上帝本人憎恨暴力；他希望所得不靠掠夺，而凭诚实与勤劳我们因获取而致富。不义之财该唾弃。人类共有者空气也，地球也，生活其上，空气满足每个人他的家园会扩大，如果他不靠掠夺和暴力。

　　5.自然法又是不可改变的-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也不能改变它。上帝的力量无比巨大，但是可以说，有些事连这种力量也鞭长莫及。因为这类事据说只是口述，而没有相应的现实和互相的对立。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2×2不等于4，因此他不可能将本质是恶的说成非恶。[43]

　　由此可见，格劳秀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承了罗马共和国后期的西塞罗自然法理论，他反对罗马帝国时代大法学家乌尔比安所谓“自然法是大自然传授给一切动物的法则”这种观点，[44]认为自然法仅仅是对人类而言，“因为人具有善与恶的知识，会克制自己不加害于他人，即便这对自己不利。”[45]在格劳秀斯的眼里，正确理性指令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是人类行为的衡量标准。在十六、十七世纪，随着教皇权势的衰落，各个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崛起，出现了国际社会的无法状态。格劳秀斯力主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须遵循自然法和意志决定的法。这种国际法理论的基础是将主权国家人格化。每个国家就像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主体。于是，西塞罗所说的自然法和《尤士丁尼法学概论》所说的正义观及其法律戒规就完全适用了，以致由格劳秀斯创立的现代国际法理论从概念到体系（国际人格、国际法客体、先占、时效和争端以及国际条约）无不以罗马法为基础。尽管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条约法逐渐成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是，正如《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2款规定：在缺乏国际条约或公约、 国际习惯、司法判例和各国承认之一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着正义与公平的精神（ex aequo et bono）行使裁判案件之管辖权。”[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