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国逐步走上了法治的轨道，党的十五大更加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对司法公正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司法公正不仅是法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法治的保障。”① 人们不但要求司法实体公正，作为一个被“人治”了几千年的国度，社会全体成员对程序公正的向往和要求更加强烈。因为“审判程序的公正性是法的正义的直接和具体的体现，它代表了法律的基本价值，也代表着所有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和生命”。② 笔者就此略陈浅见，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我国司法程序的历史及现状分析

　　中国自夏朝至晚清，漫长的几千年中，统治者颁布法典不计其数，但居然没有一部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典颁布。清末沈家本等人虽然完成了《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但拟成不久便爆发辛亥革命，清朝随即被推翻，因此这两部诉讼法草案也未审议颁行。历代统治者都把处理刑事、民事纠纷当做行政事务，把审判权也交给行政长官行使，不仅行政和司法不分，民事和刑事不分，而且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没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区别，审判程序因人而异，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特别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认为理想社会应该“无讼”的思想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替人打官司的“讼师”往往被讥为“讼棍”，而帮助行政长官裁判案件的“刑名幕友”只能躲在幕后出谋献策，根本不能堂堂正正行使审判权。法治被践踏，必然导致人治被尊崇，中国古代“法自君出”，皇帝“口含天宪”，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法外施恩。皇帝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央行政，机构长官可以干预或参与司法，但司法长官却无权过问行政，而地方行政长官都兼理同级司法审判。由于司法仅被视为行政职能之一，所以司法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不高。中国古代对告诉的限制都很严厉，如最具代表性的唐朝诉讼制度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判罪外，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告期亲尊长等至亲者，虽得实，徒二年；部曲、奴婢告主者，绞；被囚禁的犯人，除知有谋反、谋大逆、谋判罪，以及被狱官虐待可以告发外，不得告发其他的事；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可以告谋大逆、谋判，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有被人侵害等，其余不得告。又如清朝统治者将民间诉讼视为“民风浇薄，人心不古”的表现，视为对专制统治的干扰，因此设法采取措施，限制起诉。在起诉时间上，清朝律例规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禁止人民因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细事”起诉，称之为“农忙止讼”。在其余的八月中，也不是每天都可起诉。清朝规定有“词讼日”平民只有此日起诉。官府才予受理。清初词讼日多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期后多为每月逢三、逢八日。一年之中实际可以起诉的不过几十天。清朝律例还严禁“讼师”，讼师为人代写诉状不实即成诬告罪，如果接受他人财物，按受财枉法处罪。③当代中国诉讼制度如何﹖是否已实现程序公正﹖笔者认为，尚待继续努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施行的情况下，办理刑事案件时，有人竟然又要求法院提前介入，要求公检法联合办案，以期快速打击犯罪分子。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规定被告人应当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在审理程序上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的限制，并且规定“上述案件，上诉和抗诉期限从法定10日改为3日”。法院系统内部还将死刑判决权下放到基层法院。形势转变，政策下来，法律就要靠边站，将法律视如儿戏，审判程序公正能得到保证吗﹖当然，我们应当肯定，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正在走上法治的轨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去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将全面市场化，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治的观念将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将不断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评价”，④ 必将对法制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依法治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