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和义务的这种深层次的复杂关系说明：法的本体是权利。法不过是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即按照社会主体的意愿对一定利益及其获取方式的认可和规定。法的基础终归是利益（经济关系），法的本体始终是权利（被许可的对利益的获取）。所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词源上权利即法、法即权利。苏联法理学界则认为，权利是主观的法，法是客观法（法律规范）与这种主观法（主体权利）的统一。我国法学界所出现的“权利法学”大潮中，有识者也正是深刻地看到了权利之为法的本体的意义。可以预见，这一理论基点的确立，将引起社会主义理论法学的一场变革。

　　五、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和权力，既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法律和政治运转所围绕的两个轴心。如，深入探索民主和法制的关系必将涉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权力之于政治犹如权利之于法一样同等重要。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就是不同的阶级、集团和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获取、运用、改变和消灭权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政治运行的杠杆就是政府权力，权力的阶级归属就是国体，权力的组合方式就是政体，权力结构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

　　权力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东西，无论从每一社会的运行机制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二者都是相互联系并互相转化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在权利义务关系式中把“权利”（狭义）同“权力”以及“特权”、“豁免”列为同层次的概念，而与“无权利”、“无能力”、“义务”、“责任”相对立；并且认为广义的权利概念就包括了权力、特权、豁免这类相似概念。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就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一样，也有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这就涉及到权利与权力的渊源问题，同时也要解答权利与权力究竟谁源于谁、谁派生谁这一复杂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利和权力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们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马克思既反对“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⑤，也反对把权力作为国家和法的基础。他认为“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关于国家和法起源于暴力的谬论。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上，权利和权力是同时产生和存在的，法定权利和政治权力则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和法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无所谓谁先谁后，正象国家和法律的产生无所谓谁先谁后一样。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一般是由革命的阶级破坏了旧法统、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之后，再制定新的法律来重新确认和分配人们的权利，这就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夺取国家权力在先，获得权利在后。因而权力是权利的渊源。

　　但这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从实质上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权力乃是权利的一种衍生形态，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以维护一定阶级、集团和人们的权利为前提的。国家是一定区域内人们的一种共同体，马克思曾把剥削阶级的国家形式称作“虚行的共同体”，国家如果离开了它的实体——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那是不可想象的。国家权力决不会凭空产生，它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就是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利益和需要的意志化就是权利（首先是应有权利），权利要得到确认和保障就要靠权威和强制力，这种权威和强制力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权力。因此，权利之上升为法，实际上就把人们分散的权利集中化成为了国家权力，从而使权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过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而已，即权力者具有支配和强迫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可视为一种权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