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图景实在是太简单了。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特别是牛顿物理学）的胜利使绝大多数思想者确信：物理世界具有一个能为人的理性所把握的统一结构。人性和人类社会体制似乎也可能具有同样的机械结构。这种新出现的世界观将人类装入一个观察的模子。通过感觉、测量和数学，人类的思想能够揭示自然（包括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思想本身）的奥秘以及社会互动的规律（自然的，而不是实在的）-包括决定平衡统治、符合供需原则的经济行为、道德和法律原则（基于不变的心理学原则和人类行为）的规律。心灵是一架记录自然和社会活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活动的照相机，也是一台计算机器。

　　这种观点从广义上讲是科学的，但也浸染了柏拉图意味的世界观，即在混沌的感觉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有序的世界秩序。这种观点受到了浪漫主义诗人（例如布莱克和华滋华斯）和浪漫主义哲学家的挑战。他们强调世界的可塑性，特别是人类想象的融合力。他们藐视对人类渴望的制度约束和其他限制，认为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他们觉得科学太沉闷了；他们赞美人的潜在能力与社区归属感-婴儿所感受的那种无限潜力感和与人类及自然的同一感。他们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这个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爱默生。他在皮尔士和霍姆斯身上留下了思想印记。爱默生在欧洲的对应人物（也是他的崇拜者）是尼采。在精确的意义（如果有这种精确意义）上，皮尔士、霍姆斯或者尼采都不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只是都希望将注意力从观察着的主体与客观实体-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实体-之间的一种被动的、思考的关系转移到努力着的人类与那些困扰着他们、又是他们希望克服的问题之间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关系上来。对这些思想家来说，思想就是意志发挥作用，是实现人类某些欲望的工具（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联系）。社会制度-无论是科学、法律或宗教-是人类不断转变的欲望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这些欲望的客观实体。人类不是只有眼睛，而且拥有双手。

　　无需进一步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对实用主义者来说，“真理”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真理的基本含义是观察者的独立性，而这正是实用主义所倾向于否认的。因此，实用主义者在定义真理时所捅的刀子就毫不足怪-真理是从长远来看人们注定会相信的东西（皮尔士）；真理是相信了就会有用的东西（詹姆士）；或者真理就是各种互相竞争的观念当中的幸存者（霍姆斯）-都为悖论所撕裂。实用主义者的兴趣完全不在于真理本身，而在于为社会需要所证明的信仰。

　　这种方向的转变并不必然使实用主义对科学不友好（应对科学采取何种态度？这在实用主义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它将科学哲学的重点，从通过观察发现自然的规律，转移到由人类预测和控制他们的环境的愿望所激发的关于自然的理论上来。这种在潜在的含义后来在库恩（Thomas Kuhn）的著作当中变得明显了，即科学理论只是人类需要和欲望的功能而不是自然界中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在某个课题上理论的前后相继无需使我们更加接近“终极的实在”（但这不是否认科学知识可以稳步增长）。这里扯得太远了，让我们暂时停留在1921年，考察卡多佐在那一年出版的《司法过程的性质》中对实用主义的简洁表述。卡多佐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所说的绝大部分已经隐含在霍姆斯那些富于启迪的、但又是零散的、并且经常是含混的学术著作、司法意见与应景之作当中。但这本书作为法律实用主义明晰、简洁而明智的宣言和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自有其价值与重要性。

　　卡多佐写道：“法律的最终根据是社会的福利。”对那种有着明显的科学渊源与自负，视法律为不变的原则体系的形式主义观念来说，这已经足够了。然而，卡多佐并不是说，法官“可以自由地以他自己关于理性与正义的观念替代他所服务的大众的观念。它们的标准必须是客观的。”-但这是指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客观，而不是指符合外在实体意义上的客观。“在这些问题上，重要的不是我相信是正确的东西，而是我合理地认为其他具有正常智力与良心的人们可能会合理地视为正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