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法庭管领下的海底争端分庭对海底区域内活动的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 ，即不需要双方事先就接受管辖发表声明，这比法庭更进了一步，大大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色彩。公约第187条对其管辖事项（大都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性质）作了详细列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强制管辖不应妨碍管理局行使斟酌决定权，且对于有关开发合同的解释，适用争议已提交商业仲裁的，分庭也不能审理。可以说，在赋予权利的同时划定了“雷池”。
再次，海洋法法庭法官在专业上的能力可以确保争端尤其是涉及海洋活动本身特殊性的争议获得正确和令人信服的判决，体现法律职业分工的专门化，这也是近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共同的发展趋势，例如WTO专家组。
最后，《公约》有关临时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和迅速释放(prompt release of vessels and crews) 的规定将法庭推上了重要地位。前者，如果在仲裁法庭组成之前需要规定临时措施,争端方可协议由法院或法庭来裁决(包括海洋法法庭)。如在请求规定临时措施之日起两周内不能达成这种协议,那么则由海洋法法庭依据《公约》规定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措施；至于后者，在扣留国和请求国不能就释放问题在10日内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请求国可直接向海洋法法庭提出释放申请，无须与双方选择的强制解决程序保持一致。这样就使得法庭对于其不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影响案件进程。
以法庭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的“塞加号”案为例，法庭首先驳回了几内亚的主张，一致认为根据《公约》第 292 条的规定，法庭对该案是具有管辖权。并很快于1997年12月4日作出判决：以3个12票对9票判决起诉成立，几内亚应当立即释放油轮及船上的船员和释放必须经提供合理的保证书或者财政担保（尽管几内亚并未遵守且又因此引起该案的继续/涉及临时措施和实质问题）。在实践中，法庭的这一功能一直运行良好 ，尤其体现出了快速审判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际司法机构审理速度慢的通病。不过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到目前为止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在处理海洋法争端方面的地位有待提高。
4、 发展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理论
有关国际法主体，尽管在理论上存在“国家唯一主体说”，“个人唯一主体说”，“国际基本主体说” 等不同派别，但在国家实践中，个人一般是作为国际法客体来对待的（尤其在我国）。然而根据《公约》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海底争端分庭的当事方除《公约》缔约国(包括主权国家、自治联系国或自治领土、政府间国际组织)外，还有国际海底管理局和企业部、国营企业、自然人和法人。因 此，自然人和法人可以依据《规约》将在海底区域开发活动中产生的特定纠纷诉至海底争端分庭而成为分庭的当事方，或起诉，或应诉并参加诉讼程序。当然，以此点（个人和法人等实体的出诉权）来妄断个人已经成为国际法主体为时过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起码在实证层面上，个人已经能够在特定区域和特定条件下直接参加国际法律关系了，这不能不说是公约争端解决程序对于推动国际法理论发展所作的贡献。
5、 与其他机构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有效促进争端解决
《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非“孤家寡人”，首先在与同属一体的内部机构海底管理局的关系上，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合作，其中涉及到争端解决的有：海底管理局大会对法官代表性及规约修正的意见；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时的合作；在就开发合同事项提交商业仲裁时的合作；解决海底区域争端时与海底争端分庭的合作等等。在与相关国际组织的配合上，如与国际法院，存在《联合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合作和关系协定》作为两者行为的指引，具体包括相互提供资料、交换有关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资料，行政协调等 。这种内外部机构的资源共享和信息经验的交流无疑能有效地促进争端的解决并提高《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