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在本研究中主要指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战争。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这三种政治力对商人造成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商业发展与政治变革既息息相关，商人之事业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政治变迁亦加剧了商人阶层的复杂化，近世政治党派甚至渗透进商人社团而影响商人的活动。
　　以前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商人与政治，多以上海为中心，或认为上海具有代表性。（注：李达嘉：《商人与政治》，第285页；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121页。）但是在近世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论者以上海为讨论中心，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史料的原因，研究上海，史料容易搜集；另一个原因则是理论框架的影响，由于上海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城市，各种形态的商人均可找到。更因为此地的商人受“政治场”的影响往往较大，（注：讨论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必须考虑到“政治场”的影响。“场”的概念是借自物理学，按照《辞海》的定义，主要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亦指“空间区域本身，不一定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440页。笔者用“政治场”，指一定区域内的政治活动的强度。包括政治人物数量、政治言论及宣传的多寡、政治事件发生的频率、民众政治意识的强弱等等。而在上海，由于集中了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性的宣传媒体、政治事件发生频率也高，所以“政治场”大。在强大“政治场”中，人们往往会受到场力的影响而使行为言论均呈现一种“政治化”的表象。但这种“政治化”未必反映人们自身的真实意识，往往是在外在的“场”的压力下一些被动的表现。）而且容易观察到，采用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者或许均可以找到其所需的例子，所以上海便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以外，便就会发现上海可能并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注：Joseph Fewsmith,Party, 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pp.12～13.）
　　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注：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页；［美］柯文(Paul A.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215～219页；费正清(Fairbank,John K.)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3页。不过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沿海”和“中国内陆”是两个界限比较模糊的抽象物。它们首先是提示性的用语，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工具。同上书，第31页。）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其实他们所说的“沿海”又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地。但是这种划分，对他们研究的“沿海”来说，因过分重视那些与“西方经验”类似的现象，而忽视在相同的时空情境下发生的其它基本事实。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因此，笔者虽然赞同区域史的研究取径，但是在“近世商人与政治”这一主题上，却不认为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存在本质性的差别。（注：固然，在沿海一些条约口岸，由于外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存在，尤其是租界的设立，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可能会更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改变了多数商人的观念甚至行为，以致他们与其他生活在非通商口岸的商人有根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考察来分析。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有一些口岸商人政治化比较明显，我们亦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是商人的代表或者典型，而必须考虑到左右其言行的众多的外界因素。）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当然，即使是同一事件，各地的历史经验亦不尽相似，江浙地区更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区位，（注：所谓“区位”，系借自经济地理学概念，其简单的定义，“一般是指某一地区在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即个体在总体中的位置。与地理位置的含义大致相同。”（丁萍萍主编：《经济地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第4页）。在本文中，笔者以该词指由某地由历史及现实因素所构成的事件发生的背景。）许多方面均与其它地区有显著不同。但是这种历史表象方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基本脉络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