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本身就具有支配、强制的力量，作为行政权力客体的公民和组织必然服从于由行政权力主体行使的这种权力。无论是在权利义务的立法分配上，还是在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它们都没有平衡可言。在行政关系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恰恰是以不平衡为特征的。从根源上讲，政府的权力正是人民所赋予的，在总体上很难说是平衡的。实际上，平衡只是一种理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人治思想重于法治思想，经常权大于法的国度，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调义务、漠视权利，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一起作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法长期被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之功能。这一事实在新中国成立后若干年间并无根本改变。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这种状况才有所变化，较多私法性质的法律得以颁布实行，公民权逐步得以确立和保障，人民的权利意识逐步增强。1990年10月1 日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民告官的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飞跃。然而，从司法实践中看，在我国，控权还远远不够，尚无法消解行政权对公民权的侵犯。所以我国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推行依法行政的道路任重道远。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15日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宪法条款加以确定。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又提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意义被党和国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这也是行政法和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的具体表现。

　　总之，行政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的法律部门，作为新兴的法律学科、作为在宪法学与法哲学的不断渗透下努力追寻自我的行政法学，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还要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大胆的思辩和争鸣、不断的吸取其他学科的发展成果、更多的投身于实践，以现实的气息来充实行政法的精神和内涵。总之，无论“行政法时代”是否像姜明安教授认为的那样即将来临，行政法都是极有发展前途和魅力的法律部门，推动其在新的世纪飞速发展、并真正成熟起来，还需要一代代行政法学人的大胆开拓和不懈努力。是国家行政权简便的主要工具，充分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