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综合作用时，使我国改革开放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文化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使法律制度的公信力极其有限。改革开放后，当代西方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法律文化得到一定的认同，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体现。但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别，以及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结构的差异，西方法律文化不可能被我国全盘接受。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新兴阶层不断发展，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对政府及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导致经济领域内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在关系主体的价值体系中地位日渐提升。特别是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主动干预的特征及其在经济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影响甚至主导着社会信任机制的产生与选择。随着基于关系信任机制不断发展，我们所面临的地方保护主义也越来越严重，动摇了整个市场的法制信任基石。

　　按照WTO法律文化，企业作为资本集中的典范，其在投资和贸易领域具有与个人无法比拟的商业信誉。但就目前现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缺失还比较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不断发生，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部分企业借贷不还；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赖帐、欺诈，使资金运行梗阻；在中介活动中，审计报告、资产评估等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失真时有发生；在证券市场，基金、股市黑幕频频曝光；在日常生活中，黑心棉、注水肉等假冒伪劣现象漫延。

　　在我国，企业信誉和效益往往与特定的企业领导人相联系，与政府领导人相联系。随着这些主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影响到投资与贸易领域，不断形成并巩固某些新的交往规则。为了保证他们的预期利益，这些规则往往与国家法律相抗衡，贪污受贿、窝案串案越来越多，导致国家法律威望的期望值和公信力不断下降，使法律法规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信任危机。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有产权制度或者市场等各方面原因，但归根到底是我们法律文化背景下的信任机制问题，企业领导人的改变或者政府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可能使企业所有关系发生变化，而关系发生变化，市场和资源都会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益和信誉。

　　加入WTO后，要求责任明确、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要求严格区分国家主权信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并对各自的信用负责。由于关系信任机制的影响，我们的经济行为很难对这种信用的实质性变化做出反应，经济活动总是蒙有关系色彩，离不开关系的概念，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形影相随。而我们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始终保持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了法律公信力的不断下降，成为融入WTO大家庭的重要障碍之一。

　　随着外国企业对我们信任机制的了解，在经济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基于关系的信任机制不仅将为外国企业所利用，而且可能为腐败分子提供许多谋取私利的机会，特别是在入世初期的经济体制转轨和行政管理体制转型期间，在国有土地批租、中外合资中的国有资产评估和新增利润分配、外资的市场准入、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经营管理等某些热点领域可能会出现腐败现象的高发多发问题，都有可能因各种关系而产生权钱交易行为，导致国家资产的严重流失、国内产业严重受损，市场份额大量丢失。

　　信任机制的好坏是我们国际形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投资者衡量我国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尺度。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各国投资者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我国社会的信任机制也令外国投资者困扰和担心。这种担心不一定会让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望而却步，但却一定会加大我们吸引外资的成本，加大我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加大我国企业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因此，加强法制信任机制是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必经过程，也是迎接WTO机遇与挑战的必然步骤。作为一个长期的融会超越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一项法律工作，而且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能否实现应然的结果，取决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及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