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保理业务呈快速发展之势，伴随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迅猛增长，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亦是前景广阔。与此同时，我国保理实践及法律理论研究的不足亦是不争事实。笔者希望就与保理业务运行基础的应收款转让制度相关的国内法律制度与有关国家的相关立法及FCI《国际保理惯例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草案）等作一综合比较研究，侧重检讨当前国内立法的不足，以期对发展我国保理业务，促进贸易安全交易和提升融资效率有所助益。

　　关键词： 应收款融资 债权让与 立法体系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letion of Legal Security System of Receivable Accounts Financing in Chinese Foreign Trade

　　Abstract：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fast in global scope in recent years. Rapid increase of foreign trade gross in China will bring a bright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ndustry as well. Meanwhil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pproved to have some deficienc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comparative study regarding the operation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e. the receivable accounts transfer system between the relevant domestic law system， the concerned legislation of related foreign countries and also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Customs” of FCI， in an attempt to find out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laws and stipulations and hope to be of some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the promoting of efficiency in financing.

　　Key words： receivable accounts financing； credit assignment； legislation system

　　2001年，国际保理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已达到44%，超过信用证的业务量。1987年，中国银行与德国贴现和贷款公司签署了保理总协议，从此为我国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贸易融资渠道。中国加入WTO以来，保理业务更是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与外资银行三场大战之一。 我国目前基本上具备了从事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交易的条件，但我国应收款转让法律制度尚存缺陷。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债权让与法律制度建设起步较晚，1986年4月12日制定通过并公布的《民法通则》中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仅有一条。1999年3月15日通过并公布的《合同法》也只有寥寥数语，从第79条至第83条、第87条对债权转让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不能转让的情形、转让权利应通知、从权利应一并转让、债务人享有抗辩权、抵销权等作了粗略规定。而且其中第80条规定的通知主义与《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的债务人同意主义相冲突，使我国的债权转让制度呈现出法律条文互相冲突、与现实生活极不协调、与国际立法趋势背道而驰的局面。特别是有关债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在《民法通则》中的规定过于严格，不适应商品经济交换的迅猛发展；而在《合同法》中的规定过于宽泛，不利于保护债务人和其他人的利益。

　　一、债权让与立法体系调整

　　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立法如《德国民法典》关于买卖合同的调整范围，不仅包括物的买卖关系，还包括权利的买卖关系，特别是债权的买卖关系。我国合同法关于买卖的制度原则上仅限于物的买卖，而不包括权利的买卖。《合同法》174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此有关权利买卖已经受到特别法的调整或者是合同法其他制度的调整，对这些交易首先应该适用其他的而不是买卖合同制度的规定，如果没有其他法律的规定，这就有必要考虑适用《合同法》，包括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因此就可能产生以下弊端：1）买卖合同制度之外的其他法律对有关权利买卖的规定可能并不完整，一些特殊权利的买卖，其他法律中可能并无相应规范，或者难以作出规定。2）即使在这些法律中对权利买卖作出了规定，但就合同制度而言，这些规定失之简略。 为此，我国有学者主张，设立债法总则可以使某些制度及规则更为清晰、准确。例如，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86条中。与此同时，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且不易弄清，如解除权、终止权是否因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而移转？合同关系是否因此而消灭？如果把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规定于债法总则，没有双务合同等形成的数个狭义债的关系组成的广义债的关系等因素的困扰，就比较明确地传输给人们这样的信息和规则：债权让与就是债权的个别转让，只是原债权人退出该狭义的债的关系，如果该原债权人对债务人仍负有债务的话，这一狭义债的关系并不消灭。在该债的关系基于合同而生的情况下，该合同关系自然不会因债权让与而消灭，决定合同消灭的解除权、终止权自然不得轻易地随着债权的让与而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