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WTO司法审查对我国行政主体的挑战

　　面对入世后司法审查的新形势，首当其冲的应是我国的行政主体，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观念、制度、方式、手段等行政审查、管理体制仍处于改革阶段，难免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的体制与认识的局限，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入世后要求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目标的实现，WTO规则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司法审查保障制度，必然对我国政府各级行政主体提出最直接、最具体的挑战，从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可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主体角色有待在WTO司法审查机制中准确定位。

　　无论是世贸规则还是市场经济都对行政主体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有严格的要求，在司法审查机制中也一样，行政主体不能越俎代庖，在市场经济中既当“运动员”，又要当“裁判员”，这对于正在进行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角色转换的我国各级行政主体而言，达到这一要求颇为艰巨。因为，一方面受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我们的一些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还习惯于“全能政府”、“保姆政府”，仍然存在行政行为的“官本位”、单纯的强制、命令与服从观念，因而转变观念，从过去的主导地位到接受审查地位转换的任务还相当繁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欠缺市场经济的传统，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只能是政府主导型，这又决定了我国各级行政主体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扮演比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主体更为积极主动、更为关键的角色。

　　二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WTO司法审查制度对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规定，行政主体在行使经济管理等行政权力时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其行政行为的程序。在我国，行政行为中最为大量和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制定和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发布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行政主体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政府行政主体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涉及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

　　三是行政主体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WTO规则明确要求，中央、地方行政主体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即对行政立法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要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如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不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内。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律是由行政系统推行的，在依法行政的条件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的合法性成为我国依法行政的起点。由于法律已明确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起诉，加上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我国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的合法性事实上成为一个不受审查的领域。而这些抽象行政行为又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前提，在前提不受审查的条件下，结果审查的合理性和效能将大大减少。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行政法规通常是人民法院的适法依据，既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依据之一。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7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行政法规又是行政主体制定的，随着行政立法的强化，行政主体利用自己的行政立法权来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极为容易③。再次，按照我国的立法级次来排列适用法律的顺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为先，其次是国务院及其部、委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再次是地方性法规。政府官员的解释性讲话应该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行政主体以往的做法往往是不按这样的次序办事，而习惯在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外，又制订若干“内部决定”、“红头文件”，甚至这些决定、文件比法律还重要，某些官员的讲话比法规更有效④。因而，WTO规则关于对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予以司法审查的规定必然对我国行政主体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