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的国民待遇

　　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90余个双边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中，很少出现给予外国投资国民待遇的条款。出于国际条约谈判中一国政府往往更加注重坚持国家主权的一般性原则和习惯做法，与国内法相比，我国在国际法领域里对国民待遇的承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国签署双边条约采取的是公平合理待遇、最惠国待遇条款，淡化或回避对国民待遇条款的直接表述，以免在日后纷繁的投资法律实践中授人以柄。目前可考的明确提出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双边协定有四个： 1986年签订的中英促进和互相保护投资协定中，中国承诺“应尽量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给予英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以国民待遇。这是中国在国际双边条约中给予对方国民待遇的初次尝试。在此基础上，1988年签订的中日《鼓励和互相保护投资协定》中，进一步明确缔约双方在投资资产、收益及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的待遇。1991年的中捷协定、1992年的中韩协定，其投资待遇的条款与中日协定大体相当，规定了缔约双方应保证在投资、收益与投资相关的商业活动中互相给予国民待遇。

　　根据我国主管政府部门的实践，双边投资协定中对国民待遇条款的处理方案基本有两种做法。一是在协定中明确规定“应当根据东道国的法律法规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二是在协议正文不做限制，但在附属议定书中对相应条款做进一步说明，明确适用范围或例外条款。目前第一种方案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所接受，发达国家则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案解决。

　　6、经济管理法中规定的国民待遇

　　经济管理法方面的国民待遇，涉及外资在投资领域和经营活动诸方面，既包括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如投资导向和限制；也包含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微观管理与引导，如东道国在人、财、物，产、供、销等各环节对外资实施的监督与管理措施。我国目前在此方面实行的是有限的国民待遇，与内资企业相比有较大的差异。立法时将内、外资企业分别立法，自成体系就突出地反映出这一点。具体来说，这种差别待遇既表现在对外资的种种优惠政策上，又存在诸多对外资的限制措施。在这些差别待遇中，有的属于与国民待遇并行不悖、符合国际惯例的措施，我们应该对此正本清源，廓清认识；有些则属于违反国民待遇原则需要修正的法律规范。对照WTO相关规则，正确理解国民待遇的含义，全面了解国民待理原则在目前国际法中的实践与应用，在坚持国家经济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下，区分和修订不符合国民待遇的法律规范，是我国完善外资法，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走向世界的正确道路。

　　（二）根据WTO规则需要调整的法律规范我国对外资实行限制性的非国民待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投资领域方面，体现在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某些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领域；在投资条件方面，体现在对外资准入设置了若干必须履行的法定要求。

　　1、关于外国投资禁止或限制进入的领域问题

　　我国对外资进入领域的禁止与限制，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1987年底，原国家计委曾颁发了《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把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其中对外资准入领域做了较大的限制。1995年，我国重新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国投资产业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除此之外，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领域。该目录在1997年再次修改，使得对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部门大幅度增加，许多新的领域逐步开始向外商开放。例如，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矿产开发等行业，许多国家视为涉及本国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而我国则将其列入了鼓励类的外商投资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银行、保险、外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零售商业等服务行业有限度的开放，已经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近年来，已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代办处，25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商业领域，已有上海、深圳等地成立了中外合资的外贸公司，11个城市出现外资商业零售企业。目前我国在上述领域中对外资的限制主要是在地域、数量、股权和业务范围等方面。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的行业已经比较有限，主要是新闻业、军工生产业、广播影视业、民族传统特色工业、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稀有优良品种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