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故当事人和保险当事人在利益调整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保险理赔中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材料。由于它在房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保险人习惯了采取“拿来主义”，必定给保险企业带来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和公安部制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的有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民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因其特殊的地位，保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理赔中把它当作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的证据来对待，采取了“拿来主义”，给保险企业留下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鉴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宜“拿来”，应对其进行证据审查后方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以防范风险。

    一、从事故当事人的情况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客观上要求保险从业人员对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根据《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知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调解效力弱于司法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被保险人的诉讼成本又会相应加大。最明显的一例，对于伤残者或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 以下简称《条款》）的第六条规定：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有关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于《条款》和有关法律在损害赔偿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促成被保险人选择行政调解。但是行政调解之路并非坦途。由于道德观念的扭曲及社会不法力量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法规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调解时伤残者或其家属不是据其本身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轻重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方式向车方提出合理合法的索赔请求，而是通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胁迫手段来逼迫车方就范，达到其目的，一者出于为避免进入诉讼程序的考虑，二者又能尽快解决事故赔偿纠纷，被保险人往往被迫作出妥协。承担比责任更重的损害赔偿金，这已是非常普遍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保险赔偿中存有合法却未必合理的现象。也由于前述的原因，在被保险人支付给第三者的赔偿额一定的情况下，责任轻，获得的保险赔偿少；责任重，获得的保险赔偿多；保险成了一个经济杠杆，无形中鼓励车方承担更重的事故责任，在赔偿中处于更有利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因此，对于保险车辆与未保险车辆、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方投保了无免赔责任险的情况下，采取《办法》中的第二十条（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规定的情形，或其它情形，驾驶员主动包揽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为在以后的保险理赔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奠定好证据基础，这类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二、从责任认定主体的情况看，《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同样须进行证据审查。客观上说，《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责任认定人根据现场查勘材料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做出的定性定量分析结论，与其它材料相比，应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权威性、客观性，表现可信度高，但这并不能代表它的全部。它能否反映事故客观情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实践经验，经办人员能否搜集到全面充足的现场材料，能否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出反映事故本来面目的客观材料；二是法律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经办人员能否把手中的材料与有关法律法规有机结合三是职业道德因素，经办人员能否不徇私情，不谋私利，秉公执法。四是认定程序和取证方法，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书或行政文书的内容是否合法，不仅要主体合法，还要程序合法。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毋庸讳言，如机动车辆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认定人在感情上往往倾向于伤者这个弱势群体，也为了利于其自身更快捷地进行损害赔偿的调解工作，在划分责任时自然或不自然地向有利于伤者方发生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