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国对垄断的理解及反垄断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各国法律对垄断规定也不尽相同”（见张守文、于雷主编《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国法学界，将“垄断”多界定为：企业或其它组织利用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和市场实行排他性控制，从而限制、阻碍竞争的状态和行为。即认为垄断既表现为控制市场的状态（垄断状态），又表现为实质性限制竞争、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垄断行为）。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反垄断法（含反经济垄断）的规制对象既包括垄断状态又包含垄断行为（见曹士兵“论中国反垄断立法”，《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笔者根据我国国情、世界经济发展走向及美、德等国反垄断立法的趋势，认为我国反经济立法的规制对象宜仅为限制竞争、滥用优势地位的垄断行为，而不包括垄断状态。对此，拟就从以下三方面试作探析：

　　一：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趋势上看，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逐步集中到垄断行为上。美、德、日三国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走在世界前列，它们的立法趋向最能反映当今反垄断法立法趋势，美国自1890年就颁行《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及垄断侵害法》（简称《谢尔曼法》）。其反垄断法向来以严厉著称。50―70年代，美国对垄断的界定主要以“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和“有罪推定原则”为导向，对垄断认定了市场份额标准，80年代，其政策转向温和。1982年、1984年美国司法部颁布的两个企业合并指南，不再强调结构分析，放松了经济效益作为豁免理由的尺度。1992年的合并指南亦强调了这一点。从美国对企业合并垄断的认定上看，其已摒弃市场份额唯一标准，注重经济效益、竞争条件等多种因素，主要规制滥用优势的垄断行为。美国麦道与波音公司合并便是其明证。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结合的典型国家，战后，日承美制，采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1977年，日本修改《禁止垄断法》，所以有人戏称之为日本反垄断法的装饰品。1997年日本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国际竞争能力，促进企业经营的多元化、集团化，日本执政的三党决定修改《禁止垄断法》（见《经济参考报》1997年3月11日，“日本将修改《禁止垄断法》”一文）。可见日本已经决定将规制重点置于垄断行为，而放弃对垄断状态的规制。德国法的特点是将企业规制重点放在横向合并上，而且在两德统一后，为了提高自身国际经济地位，德国的反垄断政策更倾向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放弃对垄断状态的规制，如德国联邦经济部长曾批准的“大象联姻”――戴母勒――奔驰与MBB的合并、199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兼并英国劳斯莱斯公司，便是例证。

　　这三国在反垄断立法逐步走向宽松，有其深刻的经济理论基础：（1）垄断在一定程序上适应了现代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多元化、大规模的集团经营比传统单一专业产品生产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具有综合经济优势；（2）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逐步形成，生产从一国走向国际化。国际竞争更为激烈，这就客观需要企业具备一定规模，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立足。

　　这就启示我国的反经济垄断法，不应僵化地把目光投向于垄断状态和垄断行为的双重规制，而应考虑国际竞争等多种现实要素，重点着眼于垄断行为的一重规制。

　　二：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上看，应鼓励规模经济的发展，淡化对垄断状态的规制，重点对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规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与竞争环境，同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首先，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企业市场集中力过低、规模偏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实际状况。自1986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推行企业联合政策，虽对我国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提高各行业生产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有一定作用，然而迄今为止远远未达到理想效果。如我国的汽车工业至今规模尚小，在世界汽车业兼今为止尚未达到理想效果，在世界汽车业兼并的浪潮下，难以与外国厂商竞争。我国目前这种产业集中度过低、难成规模的经济现状，使得市场竞争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与破坏性，一方面经济运行中缺乏有效竞争，以致配置失灵、失效；另一方面，一些行业的过度竞争导致结构严重失调。如果我国反经济垄断立法将垄断状态纳入规制对象，则既缺乏现实基础，又难以在价值导向上引导规模经济的发生与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