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无效的确认还有如下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关于形式违法问题。对某些特殊合同而言，法律为避免纠纷的发生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秩序，特别规定形式要件是合同成立合生效的必备要件，在此情况下，有关书面合同的效力问题，必须要根据法律对某类书面形式的要求，以及在该要求中所体现的效力规定，来具体确定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是要确定法律、法规关于形式要件的效力是否有明确规定。例如，《担保法》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井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因此，违反法律形式要件的，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当被宣告无效。如果法律、法规没有作出规定，则法律关于形式要件的规定是属于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的规定，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涵义及合同的性质来确定。例如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面形式订立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可见，法律对这种合同的形式要件的规定属于成立要件而非生效要件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当事人未根据法律的规定采用一定的形式，则合同不能成立；但有时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属于生效要件，当事人不依法采用一定形式，则己成立的合同不能生效。例如担保法规定依法应登记抵押合同不登记的，则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形式要求属于生效要件。当然，对于不要式合同而言，可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合同形式，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均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第二，关于动机违法问题。动机的违法是否构成无效呢？例如，一方为了筹集赌资而向他人借款，或者为了伤害他人而购买刀具，这些借款或买卖合同是否应当宣告无效？对动机的违法是否无效的问题，学者看法不一。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动机不应当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宜简单的以动机违法宣告合同无效，但在如下情况下，应当以动机违法宣告合同无效，即：违法的动机被作为条件加以表示，或者成为合同的内容，或者相对人知道动机的违法等，才能宣告无效。

　　第三，关于履行违法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合同订立时，根据当时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合同有效，但发生纠纷后，一方当事人起诉到法院时，因相应法律法规的变化，合同应当被宣告无效。特别是对一些履行期非常长的合同，如长期的供货合同，此时合同效力应当如何判断，值得讨论。如果法律的改变主要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则由于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对法律法规本身存在合理的信赖，且合同己经部分履行，则应当保护当事人对法的稳定性的合理期待，因而不应宣告合同无效。但如果法律的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继续保持合同的效力将损害公共利益，在此情况下就应当宣告合同无效。

　　第四，关于部分违法问题。罗马法上有“有效之部分，不因无效之部分而受影响”的规定。其目的在于维护私法自治，即不使当事人受欠缺无效部分之法律行为的拘束，此通常亦符合当事人之意思。[2]我国《合同法》第56条中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确立合同的部分无效，应当符合如下几个要件：一是合同必须限于一个单一的合同，而不应当构成数个合同，否则就是一个分别无效的问题，而不是部分无效的问题。二是合同内容具有可分性。所谓可分性，指将无效部分分离出来，还能够使一项可以想象为有效的行为继续存在，而且这项行为也不得与当事人的愿望相违背。[3]例如在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因为剥夺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而无效，但该格式条款可以与一般条款分开，则成立部分无效。三是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如果合同表面上是一个行为，实质上由若干部分组成，或在内容上可以分为若干部分，即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可以独立存在，一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另一部分的效力，那么无效部分被确认无效后，有效部分继续有效。但是，如果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有牵连关系，确认部分内容无效将影响有效部分的效力，或者从行为的目的、交易的习惯以及根据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决定剩余的有效部分对于当事人己无意义或己不公平合理，则合同应被全部确认为无效。四是合同部分无效须在除去无效的部分行为后，当事人也将从事剩余部分行为的情况下，才应发生部分无效。即部分无效不导致合同整体无效，部分无效导致整个合同履行不公平，当事人不将愿意继续履行，这种情况下应当宣告合同全部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