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承认“无效行为可撤销”并不妥当。第一，所谓无效，是指法律行为当然无效、自始无效、绝对无效、永久无效，因此不存在得否撤销的问题，否则会导致逻辑上混乱。第二，两者法律效果基本相同，都使合同法律效力消灭，殊无并存的必要。第三，无效的合同一般都具有违法性，不存在可履行性，如果承认“无效行为可撤销”，当事人如果不行使撤销权，岂非意味着该无效合同对当事人有拘束力，该违法合同可以履行？第四，合同无效为绝对无效，我国法律不存在相对无效制度，因此任何人都得以主张该合同无效，即使债权人没有行使撤销权，法院也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主动宣告该合同无效。这样，对于无效合同的撤销权实质上没有意义，反而会导致法律体系构建和法条适用上的混乱。第五，即便是在承认双重效果学说的条件下，关于无效行为再次被撤销时，其效果怎样，学者间也有不同观点。是就无效之效果或撤销之效果二者之一选择性地加以主张，还是在两种排除效力规范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法律地位，[14]不无争议。

　　虽然法律上不允许对无效行为的撤销，但在事实上井不排除当事人以何种诉由向法院起诉的选择余地。我认为，当事人对二者的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举证和诉讼请求选择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无效与可撤销竞合的民事行为，当事人欲主张其行为无效，必须在诉讼中就无效的原因举证证明，但如果很难证明无效的因素，则不妨以行使撤销权的方式撤销该行为，当事人这种事实上的选择也未尝不可。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合同保全的撤销权和合同无效发生竞合的情况下，例如，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了移转财产，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合同，如果债权人确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恶意通谋损害债权人利益，第三人则可依据合同法第52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或者第三人利贫的规定请求确认该行为无效，一旦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以后债权人就不能够根据保全制度的规定再行使撤销权，因为一旦被宣告无效，也没有必要撤销该行为。如果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被判定为无效，则债权人也可以再行使撤销权，以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在实践中，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与撤销权的行使可能会存在着竞合的情况，即对于一些第三人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可能同时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因为撤销权行使的一个要件是，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所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己经或将要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使其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而这一行为也可以做另一种的理解，即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做这种双重理解，就必然使得第三人面临一个选择适用问题，债权人究竟应该适用合同无效制度还是通过撤销权制度未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