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合同无效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法律背景下，有不同的制度模式。文章试通过对古代合同法、近现代合同法和当代合同法上合同制度的客观历史考查，分析并提炼合同无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构造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当代合同法的合同无效制度现状，并试图构建出一种完善的理论模式。

    [关键词]合同无效 意思自治 客观对等 主观诚信

    一、合同无效制度的线性考查[1]

    （一）古代合同法上的合同无效制度[2][3]

    古代合同法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合同法为研究对象。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而又保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涉及合同领域与买卖有关的规范有150多条，奉行严格的新式主义，订立合同必须由证人到场；有关买卖土地、房屋等主要财产的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即所谓的“泥板条约”，否则不生“诉权”，也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因合同无效而不生救济问题”，合同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合同订立的形式，严格遵循“[形式违法]→[合同无效]”的单向思维路线。

    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将合同视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用合同作为确定当事人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锁”。“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盖尤斯说：这些债或者产生于物（res）（即通过物的转移，这是契约范畴中最初的实物债），或者产生于话语（verbis）（即像在要式口约中那样使用程式用语），或者产生于文字（literis）（即采用文书的形式），或者产生于合意（consensu）（即我们前面介绍的合意契约）。优士丁尼在他的《法学阶梯》中，除扩大了实物债的范围外，继续遵循盖尤斯的分类，并且根据习惯把契约分为实物契约，口头契约，文字契约和合意契约。”口头契约和文字契约属于要式契约，即当事人必须且只需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式（或口头或书面），契约才会在他们之间生效。以要式口约（stipulatio）为例。“在这种最早的程式中，未来的债权人文：”你答应向我支付500元，或者，给我你的马吗？（Spondesne……？）‘未来的债务人回答：“我答应（Spondeo）’。然而，要式口约的效力，同其他要式行为一样，产生于它的形式，而不是产生于该形式所无疑体现的协议。协议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充足的。协议不是充足的，因而，如果形式出现缺陷（例如：债务人说”我承诺[promitto]“，而不是说”我答应[spondee]“），债务人不能抗辩说：尽管如此，已存在实质性的协议。”可见，对要式契约而言，合同效力的有无完全取决于订立形式的合法与否，只要形式合法，不问内容，不问当事人主观意思表示，合同当然生效，反之，合同当然无效。

    非要式契约包括实物契约和合意（诺诚）契约。实物契约有四种：消费借贷（mutuum），使用借贷（commodatum），寄托（depositum），质押（pignus）。它们的共同点是债不是产生于协议本身（虽然协议是重要的条件），而是产生于对有形物（res corporalis）的交付。诺诚契约有四种：买卖（emptio venditio），租赁（locatio conductio），合伙（societas），委托（mandatum）。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产生于单纯的协议（nudo consensu），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形式或者任何的人体行为（例如像实物契约所要求的交付行为）。由此可见，对实物契约而言，正如萨维尼所言： “交付本身就是一项契约。”合同生效与否直接取决于实物是否交付，而对于诺诚契约而言，合同生效与否直接取决于协议的达成。

    一种形式（要式契约）、数种类型（八种非要式契约）构筑了前期罗马法契约体系的主干，但由于列举方法产生漏洞，罗马法上又出现了“以物换物（给付某物[债因]是为了对方给付另一物[标的]），以物换做（给付某物是为了对方做某事），以做换物（做某事是为了对方给付某物），以做换做（做某事是为了对方也为自己做某事）”形式的无名契约。无名契约是对“一种形式，数种类型”的突破，但它不意味着当事人自己可以任意创设契约类型，因而在合同生效标准问题上也不会出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