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尼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英国自不能外。在约翰·麦克唐奈尔爵士(John Macdonell)一九一三年编纂，题为《历世伟大法学家》(Great Jurists of the Wold)这部著名的著作中，萨维尼被称作“欧洲所养育的最伟大的法学家”，其有关占有权的论文(Treatise on Possession)，被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这样的批评家赞誉为“一切法学著作中之最为完美醇熟者。”法国人通常不屑于尊崇德国学者，但却在萨维尼尚活人世时便出版了两部萨氏传记。一八七四年，图卢兹(Toulouse)大学的罗蒂(Rodiere)教授在《伟大的法学家》(Les grands jurisconsultes)中描写了一位祈祷者，他请求M. D. 萨维尼(M. D. Savigny)在天堂祷祝其祖先的故国再度成为万国之女王(the queen of the nations)。这一切实起自一个误解，即认为其先祖至少自一三五三年起便是德意志帝国的骑士，此后更一直与法国作战，他们的这位最伟大的望族后裔终生乃为一介“仇法者”(francophobe)。至于他在九泉之下是否改变了主意，则不得而知。

　　在伟大的学人中，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的名字非同凡响，在其祖国，他已成为圣者。使用圣者一词，卑意乃指对于它的任何攻讦，不论如何振振有辞，公意均会责其别有用心，其心可诛，甚或乃叛逆行径。有人告诉我，该国并无圣者名字，非若美国之举列乔治·华盛顿，意大利之加里波第(Garibaldi)，俄国之列宁。至于德国——笔者希望从一开始就讲明，当我说到德国时，我仅指一九三三年前的那一时段——此类圣者的名字，例如，不仅指菲特烈大帝和俾斯麦，而且指类如萨维尼者。因为，除了在中国，学者们，特别是著述屈处如此技术层面的法学家，从未荣享最高的声望，因此，萨氏之被尊为圣者，实堪耐人寻味。

　　让我列举三桩动人的例证。鲁道夫·耶林(Rudolf Ihering)，萨维尼最为杰出的继承者之一，一八八五年曾往访俾斯麦，并为其家庭之故，就二人谈话提笔备忘。该谈话录在耶林死后很久才发表。甚为令人惊讶者，象俾斯麦这样的人，所谈尽皆琐屑，而如耶林者，却居然写下如此长篇谈话录，通篇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有关于此的解释是，耶林的继承人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即有关萨维尼的内容删削。萨维尼曾为二人之师，两位对于萨氏性格虽均无好评，但彼此交换的诸多有关乃师的掌故逸事，却有趣动听，尽管未必全然真实。这一部分亦曾出版过一个单行本，但三位伟人中没有一位的传记曾予提及。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一一年，一位德国法学家撰写了一篇有关萨维尼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萨氏的法哲学及其法学方法遭受严厉的批评，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却被推崇备至。尽管这篇论文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但萨维尼曾经执教过的一所德国大学还是起草了一份公开抗议，由德国法学界一些最有名望的人士联署。要不是另一所大学以此为对于科学研究自由的侵犯为据，对此抗议提出了抗议，这份抗议肯定公之于众。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九一九年，一名德国历史学家就一些未曾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在他看来，这些材料表明，在萨维尼死后，其长子身为设在法兰克福的迪特(Diet of Frankfurt)的普鲁士帝国的部长，同时却又是拿破仑三世的特务。在作出这个整体而言并不令人信服的揭示时，作者称在如此行事前曾犹豫再三，而且，存在着法国本身或许将此公之于众的危险;即便如此，他说，最好也不要去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