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我国法学界探讨的诸多问题中，法律行为（法律交易）理论是长期以来一直使许多学者，尤其是民法学者感到困扰的一个难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法律交易理论完全是来自西方法学，即德国法学的理论，在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原本没有这种理论的根源。第二，由于受到日本法律翻译的影响，我国法律界借用了“法律行为”这个日语的偏差表达，因而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原来的德文“法律交易”的内涵及相应理论。第三，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进行法律改制引进德国民法时，并没有正确把握法律交易理论，对其制度体系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我国民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在法律交易理论上的很大混乱，而且越讨论问题越多，因为起点就是错误的。鉴于最近提交的“民法草案”将“民事法律行为”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纳入草案中，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梳理和阐释，从而避免整个理论和体系上的继续混乱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一、 法律交易理论的历史来源

    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是德国民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内容，是理解德国民法的一把钥匙。理解德国民法及其特色，不能不了解法律交易。德国民法学家弗卢梅认为：“19世纪德国法学的主题就是法律交易，19世纪德国法学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以法律交易为基础的”。[1] 然而究竟何谓法律交易？最初，它对于德国立法者本身也是一个难题。《德国民法典》“法律交易”一节下以总共81条对法律交易作了规定，但却没有直接予以定义。[2] 当时的德国法学家们采取了罗马法学家雅沃伦（Iavolen）的立场，即：“民法上的所有定义都是危险的”（omnis definitio in iure civili perculosa est），[3] 有意地回避了对法律交易做出定义。而《德国民法典》以前的大多民法典编纂实际都没有采用“法律交易”这个概念，如：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 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等。《普鲁士普通邦法》只是采用了“意思表示”来替代“法律交易”，而即使意思表示也是间接定义：“所有可以获得一项权利或向他人转移的物或行为均可成为意思表示的对象”（第5条）。1863年的《下萨克森州民法典》（第88条）第一次对法律交易做出了定义：“如果某一意思的行为旨在根据法律设立、变更、消灭一项法律关系，则这个行为就是法律交易”。可以说，这个定义不仅对德国，而且也对于后来大陆法国家的法学家理解法律交易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法律发展史上看，“法律交易” 的明确概念和相应理论出现于18世纪时的德国，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德国法学概念。在此之前，虽然有可以纳入“法律交易”范畴的各种法律现象，但始终没有十分明确的概括和理论。罗马法时代，法学家们还没有概括出一般的债务合同，只是规定着个别类型的债务合同，如买卖、租赁等。罗马法中虽然已经出现了“行为” （actus） 、“适法行为”（actus legitimi）及“法律事务”（negotium juris）的表达，但却并不是作为法律技术术语来使用的。即使后来罗马法中债务合同类型扩大了许多，但一般的债务合同仍然没有得到承认。不少学者认为，虽然罗马法上对有关契约和遗嘱的行为规则和效力规则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尚未有法律交易的概念或与其相应的明确认识。不过即使如此，罗马法上关于各种具体契约的一些规定实际上已经为后来对于一般债务合同的抽象提供了基本思路。如果抽去罗马法上就已经存在的诸如契约行为、收养行为、无因管理等等交易形式，那么近现代的契约法理论和法律交易理论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近现代契约法及其理论与罗马法中出现的交易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例如，《学说汇纂》中已经出现的，我们称之为“适法行为”（negotium juris）的概念，实际就是“法律交易”概念的原身或源流，也就是说，所谓的“适法行为”实际和“法律交易”是一回事。[4] 如意大利学者彭梵得给“适法行为”所下的定义与德国学者对于法律交易的定义完全一样：“法律在其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承认能够产生主体所期待的法律后果的表示”。[5] 问题在于，最初介绍罗马法的学者将其译作“适法行为”，而后来的学者又没有进一步予以研究并将其与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交易联系起来，因而导致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将其与“法律交易”割裂开来理解。[6] 在欧洲大陆法系一些国家，除了德国民法以外，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也直接承继和发展了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思想，如意大利和葡萄牙民法都采用了在罗马后期已经采用的“negozio giuridico”和“negocio juridico” 这样的专门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