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利益，确实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刘曙光先生三论私权优先原则一文指出，一切没有边界的存在都是不合法的存在。公共利益的合法性边界取决于三个条件规定：内容的公共性、范围的确定性、程序的正当性。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优先，是可以，不是必须。事实上，该文不仅没有解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制造了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说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是曙光先生提出所谓“内容的公共性”概念。事实上，公共利益的核心就在于内容的公共性，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利益”的话，就没必要来确定公共利益的边界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公共性。

　　所以说制造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说，曙光先生指出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是可以，不是必须的问题。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不是必须吗？曙光先生如何能证明这一论题？

　　曙光先生认为，“但自从维护公共利益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之后，也就是国家机器产生之后，统治者为了说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为了说明其特权的合法性，将本来源自个人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无限拔高，直到被描述成为个人利益的源泉和目的（正好颠倒过来了）。”，且不论这句话本身的毛病（先说公共利益成为职业，后有说为了说明统治合法性），统治集团之所以成为必要，本身就是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公共利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会发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统治者为了说明起统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是变动不居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是统治集团一旦独立于社会，就会产生其特殊利益。而这个特殊利益一方面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例如维系统治所必须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个特殊利益往往超出所“必须”的限度。这个超出“必要”部分的限度才是应该受到限制的所谓的“公共利益”。

　　讨论公共利益首先要建立在现代社会、或者说具体到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正当性”意识形的基础上。任何超出这个意识形态而对“公共利益”的讨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指出曙光先生的一个判断错误。曙光先生认为：“人类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成反比的。人类文明程度越高，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存在的方式也会相应发生改变。”而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体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公共社会，这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也是知识膨胀和信息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知识的积累，人作为个体只能投入到过细的分工中去才能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人已经不具备掌握所有或者大部分知识的能力，同时，他也不具备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所以，这就要求每个人必须依赖于其他人才能生存。随着社会信息化，每个人又必须在和别人（通过公共网络系统）的信息交流中才能生存，离开这个信息网络，必然失去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本性决定的。

　　基于以上的讨论，也说明了在现代社会，所谓“公共”是无所不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公共利益难以界定的原因。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私人空间和权利也是在逐步缩小的，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传统德国民法中，个人土地权利几乎是绝对的，上及天空，下及地心。而随着飞机的发明和矿产的开发，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飞机当然可以飞过你领地的上空，电缆也可以穿过你的领地地下等等。从国际法看，太空中的飞行器随意穿越各个国家领空也是众所周知的现实。911之后，美国开始记录进入美国的人员的指纹等信息，登机搜身检查甚至参议员（民意代表，传统上具有豁免权）也不能幸免。公共健康系统也在进行强制隔离以避免传染病的流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在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私人的空间，以适应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和信息化的需要。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曾经是绝对的、优先的私权目前早已经已经不再是所谓绝对的。最为经典的认识应该是美国前总统杰弗逊对知识产权的观点。他认为，专利权不过是国家的公共政策，是为了繁荣经济，促进社会发展而进行了制度设计，不是什么天赋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