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异议，是指法定主体向法院提出的认为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的不同主张和意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制度，但该项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立法阙如，这已经实际地产生了一定的弊端，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我国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失

　　在立法上，虽然《刑事诉讼法》专设了“管辖”一章，但只是规定了不同机关的“职能管辖”，上下级法院的“级别管辖”，不同地区的“地域管辖”，以及上下级法院的管辖权变通和法院的移送管辖、指定管辖等内容，对于当事人不服法院管辖时的“异议”制度只字未提。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也语焉未祥。

　　在司法中，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也一般加以排除。例如这样一件刑事自诉案件时，因自诉人为基层法院干部，故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后来被告人对于指定管辖提出异议，但被人民法院直接驳回。即使在轰动一时的“张子强案件”中，由于涉及到香港“一国两制”的问题，法院对被告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了处理，但程序并不规范。

　　总得看来，刑事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权利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缺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无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授予当事人对刑事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

　　2.当当事人对法院的刑事管辖不满时，只能通过诉讼外的方式进行，提请法院指定管辖或者移送管辖。

　　3.法院的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决定行为，不举行听证，纯粹是法院的单方职权行为。

　　4.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关于法院管辖的规定，仅是一种审判权的简单分配，没有任何当事人的参与。

　　5.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基本不予支持。

　　二、刑事诉讼中确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享有的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它是当事人刑事诉讼诉权的体现，是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法院裁判权的确定和实现，有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和诉讼地位的提高，也有助于当事人对刑事诉讼的实际参与和对刑事程序施加自身的影响。

　　（一）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应有之义。

　　在刑事诉讼中，“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the right to an impartial trial）是被告人等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如果一个案件被媒体广泛报道而使陪审员或法官对被告人产生了偏见，或者一个法院的院长和全体法官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这时如果不赋予刑事被告人等当事人申请变更管辖的权利，法院很难保持中立的地位，无疑将会对被告人造成极大的不公。通过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使，有利于促进诉讼中以公权力运作为主导到当事人诉权充分实现的转变

　　（二）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它与当事人的刑事诉讼诉权相关联，有利于当事人息讼服判。

　　由于“无救济则无权利”，“无权利则无程序”，管辖权异议作为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该权利的有效行使，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其他程序权利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有助于当事人息讼服判，接受人民法院的裁判，因为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权有疑议而无救济途径，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的上诉和无休止的申诉，反复地申请再审，这变相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成本，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与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权紧密相联。刑事诉讼不是一项简单的行政治罪性的程序，其中必须有当事人充分而富有意义的参与，当事人是诉讼的主体之一，应当拥有诉权，有权启动一定的刑事程序。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案件管辖不服，认为法院对案件的管辖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可能产生不公正的结果时，那么应当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为其提供一种救济的途径，以便启动管辖权异议的裁决程序，实现司法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