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条款写入宪法。应该看到，作为“安全网”和“减震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入宪，对于转型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有着弥足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征。

　　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以单位为依托，包涵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而在农村则以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以及小队等集体组织为依托。基于这种模式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行政决定的作出过程往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炉内灶”，个人依托单位获得福利措施和相关保障，而单位也须依托国家的财政支持给予个人一定的福利资格享受。

　　在这种壁垒式的体系中，由于欠缺妥当的表达机制，在立法和政策形成过程中，个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常常会被漠视乃至牺牲。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民营化和社会化发展，政府承担的职能开始转由民间组织或企业来承担，利益层次也日趋复杂化。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入宪，有助于保障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使得他们的利益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使得公共政策和行政决定能更好的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依归。

　　其次，在宪法中写入“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从其表述上看，强调了国家负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义务和职责，并赋予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

　　国家存有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的义务，而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就在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保障公民的生存权的实现，进而促进公民其他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公共财政状况和公共政策设计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更需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职责，发挥更为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也印证了这点。

　　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罗斯福总统试图通过实施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来营造一个“开明的福利行政国家”，于是美国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之后还相继通过了医疗照顾和援助法案，并在教育、住房与城市发展等诸多方面推行了多项福利计划。

　　最后，建立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意味着要尊重因经济发展水平而带来的制度差异，做出符合各地需要的更为求真务实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在我国，由于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要建立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遭遇重重困难。因此，出于现实情况的考量以及公共资源的有限性，需要建立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惟有建立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防止因为过度追求形式平等而忽略了实质性平等的保障，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同时，做出此项规定，还可以促进地方政府对于福利项目的财政支持，有助于形成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障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公私之间类似于一种“伙伴关系”，一定数量的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通过民营化的方式由私人承担，或可通过建立民间公益机构、社会捐献机构等组织，以一种更为灵活、更具效率的方式来运行和实现福利项目。由此，可有效缓解社会保障制度给政府带来的过于学生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