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条件不具备，贸然去搞民主，会把社会搞乱。这种“经济文化落后论”被视为中国“国情”，一直为很多人固守。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无记名投票原则已实现，选举权的不平等性已大为缩小。只有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迈得十分沉重。

　　“经济文化落后论”今天还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到底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民主程度？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包括经济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等多个代表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于去年底公布调查结果。从相关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中国人素质低，搞不了民主？

　　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选举的态度越积极，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选举的意向性态度。

　　另一组问卷调查表明，选民投票的积极性与选民意向性态度是有差距的。实际上，主动参加选举的选民不到50%，主动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另一方面，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随受教育程度增高而比例提高：文盲为12.5%，小学、初中为14.4%，高中、中专为18.3%，大专以上占24.2%.

　　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参选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可能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政治因素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调查表明，政治身份越强，选举的积极性越高，如共产党员比共青团员和普通群众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共青团员对选举表示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24.8%，普通群众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2.4%，共产党员只有11.9%.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人。

　　但是，参选态度与政治因素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如：政治环境影响；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态度；对被选举对象的信心；选举行为与自身利益的关系等等。

　　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实际中未必会积极投票。调查统计表明，大学生、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场合下的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

　　所以，用公民素质高低来判断公民选举的态度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20世纪90年代，当农民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高素质的城市居民却无视于此，在投票箱边呼呼大睡了50年。

　　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有选举行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投票。如果把选举制度建立在公民的教育程度、政治觉悟基础上，你就很难解释在西方一些国家200年前就开始议会直选。难道说200多年前那些流亡、放逐到北美大陆的异教徒、罪犯和流浪者比今天我们经过50年先进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觉悟还要高吗？他们在200多年前直选了国会议员，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民只能选举村长吗？所以，以公民素质高低来解释选举制度的推行是很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