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一直拒绝在诉讼中直接适用宪法，因此当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犯时，如果普通法律没有相应的保护条款，那么公民将因不能诉诸宪法而无法获得救济。而今年8月，最高法院通过对一桩看似普通的民事案件的批复，似乎对这一立场进行了重大调整，首次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在该案中，原告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曾就读同一所初中，1990年齐玉苓被济宁商校录取，但陈晓琪却隐瞒事实盗用齐玉玲的名义到该商校就读。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一项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案件立刻引起了国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给予高度评价，很多人将其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并为宪法权利终于可以在法庭上获得直接保护而欢欣鼓舞。

　　该案可圈可点处颇多，但本文只关注其中一个问题，即本案主要被告陈晓琪是一位普通公民，而非政府机关，而宪法基本权利究竟能否被用来对抗公民个人的行为，公民个人能否成为侵犯基本权利的主体？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宪政体制所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

　　依照西方宪政理论，一般而言，只有国家，而非个人，才有义务尊重并保护宪法性基本权利。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例，除第十三修正案（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役）对政府和公民个人均具拘束力之外，其他宪法规范所约束的都只是国家行为，因此无论公民个人的不法行为多么严重，即使因谋杀而侵害他人生命，也只是普通刑事犯罪，而非违反宪法，只有国家未经正当程序而处死公民才有资格构成违宪（第五修正案）。

　　在人所拥有的各种权利之中，究竟哪些可以构成宪法基本权利？西方对此的回答十分明确：只有人权才是基本权利，但“人权”并非泛泛而言的“人的权利”，而是大写的人权，是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支撑着对人权的现代理解的基本观念是这样一种认识：负有遵守人权义务的正是政府。基本权利标明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其要义在于抵抗国家的不当行为，而非私人的不法。例如被西方奉为神圣的财产权，作为宪法权利是为了对抗国家的不当征收，而非他人的盗窃、诈骗和破坏，后者只能属于财产权的私权内容，而决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十八世纪一位英国首相在形容财产权的神圣性时曾说，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在他的陋室门前蔑视国王的权威：风能进，雨能进，而国王不能进！这清楚折射出西方对基本权利的理解。

　　为何对国家值得如此特别对待，以至于要认定只有国家才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各种社会实体之中，国家握有最强大和最令人生畏的力量，而对政府的警惕又根植于西方的传统之中，一个暴政比一万个暴徒更凶残，人们普遍相信，滥用国家权力所造成的危害，远甚于滥用个人权利所带来的危害。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政府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因此若想让政府为善，就首先要假定其为恶，欲使千里马纵横驰骋，就首先要对其套上缰笼。

　　西方宪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逐步驯服暴政的历史，而贯穿其始终的宪法基本精神，在于制约政府权力，而非约束人民。宪法是“公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以及“公权利”制约“公权力”的“公法”基本法，而为私人主体设定义务并赋予相应的“私权利”则当属“私法”的职能。宪法权利只有作为对抗国家的“公权利”，才能真正体现出至上性和神圣性。

　　这样看来，似乎宪法权利只能适用于一方当事人是国家的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而在双方当事人皆为平等主体的民事诉讼中没有存在的空间。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国家在民事案件中适用宪法并不少见，这种现象被称为宪法权利的“水平适用（horizontal application）”，其依据在于，法院也是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同样有义务尊重并保护宪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