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已有的利益，各州的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集团）

　　必须建立一种高于各自利益的公共利益和一个高于各自权威的公共权威来贯彻公共利益，宪法因此而得以建立。参与立宪的利益 （或利益集团） 是多元的，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

　　妥协而果的宪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妥协的机制。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和连续不停的“谈判”。“谈判”的过程也就是美国宪法循序渐进、调整改革、追求现实的完善的历史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受到挑战，其内涵不断被重新界定，新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地加进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其结果是，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以更新，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alivingConstitu—tion）。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恰恰因为它处在一种永恒的动态之中。

　　保证美国宪法始终处于动态的有意识形态和体制两方面的因素。

　　美国宪法是一种政府设计，但它（通过它的设计）也表现出了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这点在制宪会议的文件中有充分的反映。一七八七年制定的宪法并没有忠实地贯彻独立宣言宣示的美国立国的理想与原则（包括祟尚天赋人权、追求自由与平等等），但它提出了美国立宪的目的 （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以及保证美国人永远“得享自由的恩赐”） .无论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对这些宣示的理念抱有多少诚意，或作如何狭隘的理解，这些理念却与独立宣言的理想一起，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

　　既然宪法要建立“更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换言之，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为美国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那些在制宪时期被排除在政治“谈判”

　　之外的群体，如黑人、妇女等-用来作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抗议不合理的宪政规则的思想武器。而每一次这样的抗争本身就是对美国宪法的原则和实践的一种重新界定c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宪法的历史也是不同美国人就美国宪法原始理念和原则的定义不断进行辩论和斗争、并把结果写入宪法的历史。

　　在宪政机制上，权力制衡对利益集团问的“谈判”有重要意义。

　　联邦制的设计将联邦和州政府的权限分开，相互不得侵权，形成权力分配纵向上的数个权力源 （制宪时是联邦政府加十三个州，而现在则是联邦政府加五十个州） ；三权分立的机制又对联邦政府本身的权力作了横向划分，形成四个权力源 （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总统、最高法院） ；但纵向和横向划分的权力又不是截然分开或完全独立的，例如，州与联邦的关系通过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发生联结“但国会本身则又是联邦权力的一源，有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立宪之后出现的政党渗透贯穿于分权体制中。除繁琐细致的权力划分外，每一种权力源的内部还设有众多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其目的在于保证组成该权力源的更多更小的利益集团（总统相对单纯一些）有比较平等的施加影响的机会。就联邦政府一级而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如政党）要想将自己的意志转换成政策或法律，必须以较大的优势较长时期地同时控制联邦政府的四个权力源；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该利益集团也还需要在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妥协。同时，有些权力源又可以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获得相对的独立。如联邦最高法院，它既是联邦政府三权的一部分，但又游离在联邦政府之外，在联邦与州政府、公民与政府发生权力争执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如此繁琐的分权，目的在于使决策层面多元化，防止任何个别利益集团独占政治资源和垄断决策的过程，但这样的设计也使决策的产生异常困难，而由此产生的政策只能是妥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