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认为，家庭养老的生命之源不是一种利益机制，而是一种文化机制。表现为家庭养老始终受到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双重影响。民族文化的持久性决定了家庭养老的持久性。家庭养老遵循伦理原则，注重家庭关系互动中的道德要求和个人义务，不追求量间的交换目标。所以，只要对血缘关系的责任认同还存在，中国基本道德原则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作为基本道德载体的家庭养老也就会持续下去。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动力为基础构建价值观动力的，因此家庭养老能够接受社会变化的冲击。当价值观动力弱化时，血缘动力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在家庭养老的文化机制中，利益机制始终处于伦理机制的控制之下。所以，尽管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家庭养老依然是中国的主要养老模式。当人们过分强调家庭养老的实际功能而忽视其文化功能时，正是在丢弃家庭养老的精髓。从文化角度探寻养老方式应是人们进行思考的基本原则。

　　以上各种观点都对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有益的参考价值。然而，学者们把土地养老或者家庭养老说成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土地养老首先要明确的是土地的产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佃权。[40]农民虽然可以自主地决定生产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以及自由支配劳动力，然而由于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就谈不上有权决定土地可以由谁来耕种或者不能由谁来耕种的的问题以及土地的继承问题。由于农民只是承包经营集体土地，在农村生产方式普遍落后和靠天吃饭的情况下，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除去缴纳的农业税外，能够维持正常基本生活需要已是很幸运的事情，遇到天灾人祸，生活将会发生较大困难。因此，目前的土地承包制度，似乎还不能从利益机制制约有赡养义务的农民的子女，以达到促使他们赡养父母的目的。也就是说，土地养老在我们这样一个土地公有化的国家是行不通的。家庭养老的不可靠性已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其中的原因，在农村，除了家庭小型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新的时期发生很大变化外，农民收入少、负担重，也是家庭关系紧张、老人不能得到较好赡养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我们要构建的是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而不是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更不能引导广大农民去参加商业保险。因为如前所述，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对于农民按期如数缴纳社会保险的保险费以及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都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而社会保障政策所具有的引导功能，使得允许农民自愿参加和政府随时终止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成为可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难以得到保证；商业保险以及农民个人为养老和疾病准备的储蓄都是个人为防御生活风险所作的准备，是社会保险的一个补充，它们能够增加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提高生活质量，而只有社会保险才真正具有最基本的保障功能。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与象我国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这样的政策以及家庭保障和商业保险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它是由政府组织的、在必要时由政府承担责任的、社会成员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各种生活风险的联盟。[41]因而具有最大的可靠性。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险首先是为那些离开了土地、来到城市、从事雇佣劳动的雇员设立的，保险范围、保险项目、待遇标准也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的。当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消灭了城乡差别之后，为了保持农业的合理结构，为了不使农民因家庭成员的一场重病而陷入困境，[42]遂逐步为农民设立了与城市雇员基本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障项目，使农民能够象雇员一样获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保护，过着与雇员一样体面的、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在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过程中，国家承担着很大的责任，例如，德国1996年，农民养老保障总支出为60亿马克，其中农民缴纳的保险费收入为18亿马克，联邦补贴了42亿马克；[43]联邦为农民医疗保险提供的援助金额为20.5亿马克；[44]联邦为农民提供的事故保险津贴为4.14亿马克，欧盟提供的事故保险津贴为2.07亿马克；1997年联邦为农民提供的护理保险津贴为4500万马克。[45]由此可见，政府在农民社会保障中承担了很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