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通常被定义为描述政府形式及规制政府行为的规则之总体，不论这些规则是成文的还是非成文的，是以法律的形式还是以法律之外的形式。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也很简明的定义。但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宪法这一名称不仅描述政府的形式而且——至少在其每日之治理中——要限定其职权。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这种限定做了论述：“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义，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1（见中译本《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P264，不过据达尔的看法，此篇为麦迪逊所作，见《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译本P16——译注）

　　我们将这些“辅助性的预防措施”称为宪政。宪政的传统起源于古雅典，到今天为止，其历史是漫长的、时常被打断的，也是参差多样的。宪政的制度设计包含两种原则：“权力制衡”的原则和法治的原则。针对可能的因政府权力越界对公民基本利益的侵害，基于两种原则中一种的制度安排被建立起来。大部分制度安排基于“权力制衡”的原则，此原则对立宪者可以说是一尊膜拜的“神”。此外，存在一种关于法律的理念。从“法律是行为的规则”这个命题可以得出两个推论：法律是普遍的和可以预见的。为贯彻这一理念，引入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原则，以下还将论证，司法审查的原则很大程度上也依据此理念。

　　在人所珍视的根本利益中，财产占据显著地位，很自然地，“辅助性的预防措施”通过其制度安排，必须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在古代世界，有产者依靠“共和政制”保护其财产不受无产者的侵犯；在中世纪，有产者主要依靠“王政”保护其财产不受皇权的侵犯。但宪政还同样保护其他利益。 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存在一种制度安排以保护民主制不被僭主制颠覆。在17世纪的英格兰，现代宪法创立之开端期，保护良心自由则是制度安排的首要考虑。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则对如何保护被控有罪的人给予了极大关注。

　　“立宪”最早出现在古地中海世界，那时部落组织已衰落，穷人和富人的冲突成为政治中的主要问题。梭伦也许称得上是第一个“立宪者”。普鲁塔克如此描述他在雅典的立法：“为不让所有重要职位被世袭权贵把持，梭伦以财产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目的是要给予平民参与分享政府职位的权利， 在此以前他们是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1这种做法是按财产多少授予相应的担任政府职位的权利，但不适用于“公民权”的取得，因为公民权是保护所有阶级利益的手段。

　　两院制的制度是古典时期的另一发明。雅典的“最高法院”和罗马的“元老院”，在帝国的创立期，主导着外交政策并与“平民院”分享对国内事务的权力。西塞罗在罗马的“元老院”自身中就发现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因素的结合，这种结合能满足两种政治的原则。2

　　不过民主雅典的制度安排是最精心构造的。在主张寡头制的“最高法院”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后，雅典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民主。在德摩斯梯尼时代，普通法院（the Heliaea）的陪审员必须宣誓：“我据雅典人和五百人大会制定的法令作出裁决。我决不投票赞成僭主制和寡头制。任何人妄图推翻雅典的民主制或发表任何对抗民主的言论和提议，我决不顺从。我决不允许废除私人间的债务关系，反对对属于雅典公民的土地和房屋的再分配。对判处死刑的人，我决不将其改判为流放。居住在雅典的公民违反雅典人和五百人大会制定的法令时，我自己决不做驱除出境的判决，也不能影响他人作出此类判决。？quot；3

　　此外，每个雅典的公民会宣读此誓言：

　　不管是谁若妄图推翻雅典的民主制，或妄图在民主制被推翻后担任公职，或妄图成为僭主或试图帮助建立僭主制，我都要据我的能力，用我的选票和我的双手，用言辞和行动，将其杀死。如果别人杀死了此类人中的一个，我认为他在神和上苍的眼中是无罪的，因为他只是杀死了一个人类公敌。我将变卖被杀者的全部财产，将超过一半的所得给予杀人者，并决不收回。如果任何人为杀死或试图杀死此类恶人而死去，我将如同对待Harmodius and Aristogeiton（他们两个人在公元前514年，杀死当时雅典的僭主Hippias的弟弟Hipparchus.见《牛津古典文学词典》P248-249.——译注）一样，向他本人及子女 表达仁慈和善意。在雅典、在军队里或其他地方所做的任何旨在颠覆雅典民主制的誓言，我都将不承认和加以废除。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