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宥，或应施于制度的受害者身上

　　法院的一审判决终于迅速地作出了。我的母亲来电：你们的努力成功了，十几位罪犯得到应有的制裁。面对并没有从开始就关注此案的母亲，我只能淡淡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是啊，像我母亲一样从法院判决中得出如此结论的，恐怕不在少数。在乍闻孙志刚案时的悲凉之意，不免又袭上心间。

　　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个别当事人的关切，可能只是在猜疑之中的一种虽然强烈但又朦胧的感觉，那么，判决的出台，让内心充溢着更加明晰、更加强烈的忧虑。当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曾经受过收容遣送的人，义愤填膺地讲述自己一进去就被打的凄惨经历，当一系列的新闻报道揭发各地收容遣送中屡屡出现的血腥殴打，当媒体披露孙志刚案的一些被告在法庭上陈述自己曾经也遭受毒打，那一长串被判刑的罪犯名单，那一项项加于他们身上的刑罚，恍如一根根冰冷的针刺向胸口，隐隐作痛。

　　他们，年龄多半在20与30之间，最小者甚至只有17岁。他们之中，有的（张明君，年仅24岁，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在法庭上明确讲述，自己在孙志刚之前几个小时被收容进去，已经挨过三次殴打，而在打孙志刚之前又受到“你不打就整死你”的威胁。他们之中，有的（胡金艳，女，救治站护工，年仅20岁，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曾经两次试图制止对孙志刚的殴打。然而，如果判决最终生效，他们都将承受几年至十几年的监狱之苦。几年、十几年以后，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那些偶然地被收容进去、自己身受殴打、又被强迫地打人的农民，因为这样一次事件而被判关进监狱，他们以后的生命历程会是怎样的？他们对共和国的法律会怎样想？……在这样的追问拷打之下，我十分茫然。

　　我无意为所有的被告辩护，也无意否认那些被迫打人的罪犯的罪行。胁从犯罪，也是犯罪，自当承负相应的责任。可是，任何罪行假如剥离其发生的具体情境，只会像此案判决结论所显示的那样，顶着一项统一的、抽象的罪名标签。个中可能引起的人性关怀就无从产生，个中可能引起的对犯罪原因的反思与谴责，就会有意无意地被疏忽、忘却。

　　已经无法否认，再也不可能掩盖，收容遣送制度中的罪恶，至少是殴打一项，在某些地方已是习惯性地、常规性地存在，尽管制度设计者并不情愿如此，甚至三令五申严禁之。在那些地方，在这个制度的名义之下，不打人似乎成了反常的现象。打人者，有名为护工实为打手的，也有被收容、被毒打、又被驯服或者强逼成为打手的。当我们的司法立意追究打人者的责任时，至少应当做到两件事。

　　第一，通过真正公开的审理，揭露与案件有关的制度性罪恶，揭露异化的制度如何纵容乃至强制释放人性中的邪恶，以此促成全民的反思、推动制度的未来变革。尽管制度性的罪恶并非刑法意义上的罪，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揭示之，但一个负责的司法体系、一个公开的审理过程、一个不避讳制度丑陋的权力部门，应当把对制度性罪恶的思考与对当下被告的定罪量刑勾连在一起。

　　第二，结合罪行发生的具体情境，调查每个被告不同的主观恶性，从而惩罚甚或加重惩罚当罚者，减轻对制度受害者的惩罚。制度性罪恶的存在，绝对不是具体犯罪的理由，尤其对于那些有能力、有选择余地不去从事犯罪的人：“制度受害者”也不是一个大帽子，让每个犯罪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戴上它。二战以后，盟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在德国的纽伦堡对纳粹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确立的纽伦堡原则是：“奉命行事的个人不能免责。但是，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选择自由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才可能受到惩罚；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选择自由的人，才应该被传唤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在起诉战争罪犯的过程中，私人、未被任命的人或职位较低的官员，是不会因为其执行命令而被判犯有战争罪的。”借鉴这一折射人性关怀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对像乔艳清那样有选择自由而故意行凶的人，施以重罚；也可以对像张明君那样被强迫犯罪的人，减轻惩罚。当然，在技术上，我们没有“制度受害者”的法律术语，但刑法上关于胁从犯可以减轻或者免于处罚的规定，也是可以为判决提供法律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