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自由主义在整个世界又重新大放异彩，它在中国也重新起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可能性选择。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其一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其二是来自中国的自身历史，即本世纪上半叶那一度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这些本土的东西沉淀在岁月之中，几乎被记忆所遗忘，而一旦发掘出来，将重新激活它们，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历史传统。

　　毕竟，中国也有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修正的自由主义思潮

　　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不过，有了自由主义者，不一定意味着就有了纯正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时运不济。因为到了本世纪初，不说中国，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欧美诸国，自由主义也已经乱了套，产生了各种杂交和变种。欧美的自由主义，从十七世纪的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十九世纪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伦理道德上的种种弊病，开始与其它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杂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正”趋势：有美国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义，也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自由主义。从整个世界大潮流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各色各样社会主义风头十足的时候，相形之下，自由主义倒是风雨飘摇，步步后退，不断地修正自己，弄得态度暧昧，面目不清。

　　殷海光曾经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按照殷先生的意思，“先天不足”乃指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①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层意思：即使是颇来品，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进口的自由主义，也多是“修正”型的，而对自由主义的“原典”，如洛克、斯密、休谟等人的思想知之甚浅，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个人自由的至上意义以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然也体会不深。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先天不足”，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出生伊始就缺乏纯正的性质，而是杂交的产物。而且同样是杂交，西方的修正型自由主义，毕竟是从古典的一脉脱胎而来，对自由主义的那些最基本元素如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纵然千变万化，还是守得住；而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或面临错综局面，就会有人背离，不是鼓吹“新式独裁”，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就是放弃理性的立场，倒向激进的革命民粹主义。张东逊是一个深受基尔特社会主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先天不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②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主要是从英美来的，一般被笼统地称为英美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从美国进口的自由主义与从英国进口的上有很大的差别。来自美国的主要是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杜威曾经在中国呆过二年，留下了著名的五大讲演，其中就有社会政治哲学十六讲。经过其忠实信徒胡适的宣传和发挥，杜威的影响更是如虎添翼。他给中国自由主义留下的精神礼物计有三项，一是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使胡适等人相信可以象知识研究那样，科学地、分门别类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二是渐进的、点滴的社会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耐心地坚守文化教育阵地，从文化与社会的最基本改造做起。三是将民主的含义大大地泛化，推广到所有的领域，使得这一本来在古典自由主义辞典中纯粹的政治概念，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属性，因而也获得了普遍的、崇高的神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