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是我们每个人几乎天天都要扮演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角色之一，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性引人注目的话题。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这个条款对消费者所作的过于狭窄的限定，受到了学者和人民群众广泛的批评，其后引发了诸如以索取双倍赔偿为目的知假买假的“王海们”是不是消费者等等许多的争议。世界上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消费者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是人的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生活消费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法律必须给予彻底的、充分的保护。刚刚结束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款正式写入了我国宪法，所以，今年的“3.15”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如果我们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品”的概念推而广之，甚至设想“公共权力”也成为一种人民群众的“消费品”时，如何更好地保护自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一、公共权力的“消费者”

　　一般来说，公共权力（public power or state power）是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的总称，它可以具体分解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等等，其中每一项权力又可再分解为一些子权力，如立法权可以分为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司法权可分为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等。任何权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权力只有授予才能行使。在法治社会中，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取得于人民，公共权力提供者为人民所供养、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实质要件上，权力来自于人民、取得于人民，其表现形式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权力形态为人民主权；二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取得必须由法律赋予和确认，即权力来自于人民、取得于法律，只有具备了合法性，才具有法定效力。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的形式上升成法律，以此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所以，公共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实质上就是人民群众赋予的，任何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和确认的公共权力都是违法的。

　　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物质消耗，而公共权力一般本身并不介入物质生产，这种消耗是由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提供的，而公民当然是纳税人最为重要的主体。纳税的实质就是公民为满足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而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付费。它既是一种资源转移过程，又是一种社会交易活动。公共权力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服务，它包括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社会公正、人身自由到公共设施建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是纳税人把资源支付给公共权力机构以期待其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权力机构作为代理者必须为委托者-纳税人负责，受纳税人的制约和监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消费”，其消费主体是纳税人即公民，其消费对象是社会公共产品，提供者是公共权力机构及其行使者。

　　二、公共权力提供者与消费者的错位

　　搞清楚公共权力的消费对象和消费主体，我们就不难看出谁是真正的消费者，谁是消费的提供者，即谁是“主人”，谁是“服务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这些精辟的论述深刻地指出了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也对摆正公共权力机构自身的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出了原则要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公共权力提供“产品”的质量还有不少差强人意的地方。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指出的每个问题几乎都牵涉到公共权力行使存在的瑕疵上。例如，公共权力机构自身运行成本太高，不能精简、节约并高效提供服务；行政机构存在中央、省、市、县、乡镇等五级机构（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有三级，即国家、省、县），公务员队伍越减越多，十分庞大，致使纳税人的钱很大一部分被公共权力机构和行使者自身给“吃掉了”；公共权力机构行使职能错位，如当前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不集中精力去除污染源、治理污染，却热衷于罚款、搞创收；在司法领域，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不一而足，但是，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也当作一种“消费品”，就不难发现，其中普遍存在一个消费者与提供服务者本末倒置的问题。即我们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公仆”，而是当“父母官”高高在上；没有把依法行使好公共权力作为自己拿纳税人俸禄的应尽职责，而是动辄以“为民做主”的“官老爷”自居，有点成绩洋洋自得，没有成绩也心安理得；眼光不愿向下看着自己的主人“纳税人”，而是盯着能给自己“官帽子”的上级；不是把自己当作是“服务员”，而是“管理者”。如此等等，造成公共权力行使存在滥用甚至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