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人大代表职业道德败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基层人大代表的素质偏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和平县贿选案中，钟洪茂有意绕开县城各企事业单位人大代表，而在农村代表中发动串联、花钱买选票，显示农村基层人大代表的素质普遍较低，也说明了我国许多基层人大代表素质亟待提高。因此，要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以更好行使其职责。第二，利益驱动。对于一些有经济地位的人来说，他们希望通过获得代表资格，为个人谋取政治资本，并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服务。他们选举前竭尽全力争当代表，选上后却不履行代表义务。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具有很大的信任程度，许多大款不惜重金贿赂代表，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借用代表神圣光环，为自身经济活动打开方便之门，同时寻求政治保护。《代表法》第29条至39条在法律上为代表行使职务提供了保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人大代表的身份有时也是某些“动机不纯”的代表的护身符。对于这类人来说人大代表的身份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在经济上谋求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们在政治上谋求庇护。而对于一些生活状况不是很好的代表，由于自身素质偏低，加上对被选举人常常是一无所知，因此对选票走向漠不关心，常常怀着乘机捞点实惠的思想，而把选票投向最大利益提供者。对于这一类人只要有一定利益的驱动就容易收取贿赂。第三，代表权力失去应有的制约，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选民和选举单位难以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还不是很完善，民众自觉的政治参与程度还不是很高，而且由于宣传程度不够，选民对自己所选代表的了解不多，对选民的期望也不是很高，造成选民的选票具走向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我国的制度安排中，代表相对于政府官员虽分工不同，但在权力上缺乏可比性，代表往往不被重视。甚至出现一些代表是自己不愿当，却被选出来的状况。因此，选民不监督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或者代表不与选民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监督代表缺乏必要的手段和形式，监督代表的法律也不完善，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常委会有管理代表的权力，常委会对代表的监督就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第四，由于在我国，代表基本上是兼职的，一方面会导致行使代表职务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客观上难以履行好其职责。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代表自身缺乏对代表资格神圣性的充分认识，这在主观上造成代表工作的难以开展，行使职责往往是拘泥于形式。

　　当前，由于人大代表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职业道德败坏的现象屡见报端，严重影响了人大代表的整体形象，也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而各界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大多把诸如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作为解决问题出路。诚然，这些想法和措施的理想结果都是好的，但显然违背了道德形成的规律。道德的形成和被遵守是一个由外在约束引起内在自觉行动的过程，提高人大代表职业道德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代表工作的制度建设。因此本文的主旨就在于致力于建立一个制度，使作恶的人通过作恶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少于因被惩罚而所带来的成本，使作恶者明白，作恶必然受到惩罚，而且所受到的惩罚要远远大于所得到的收益。于是，人人都因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去作恶，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习惯，一个不会作恶的道德环境也就形成了。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当他违反了代表职业道德时，靠什么来对其进行处置或制裁，达到维护代表职业声誉和维护人民代表大会权威性的目的呢？我们想，除了《代表法》中有关终止其代表资格的处理外，还应该建立起一套的“代表惩戒制度”。代表惩戒制度本应是代表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不能得不承认，恰恰是这部分至今还是空白。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代表执行职务本身的政治性、主体性、人民性、法定性、过程性（参见王伊景编著：《人大代表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6—21页。）等，要求代表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国家法律法规正确实施的同时，还必须切实规范自身行为，树立良好的“政治角色”（同上，第122—124页。）形象，为人大和人民群众所信赖、尊重。如果，一名代表违背职业道德要求，势必造成地人大的侵害，对法律的侵害，对社会的侵害。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建立起严格且规范的代表惩戒制度。